放疗|肿瘤医生张煜:我不是“叛徒”

放疗|肿瘤医生张煜:我不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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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39岁的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在网上公布了一名患者的病例,反映肿瘤的不规范诊疗问题,揭穿乱象。引爆舆论后,张煜就被他所在的医院调离门诊,在住院部工作,至今仍未调回。尽管无法在现实中接诊,但他是网络上的热门医生,好评率100%。即使在接受采访时,他仍随时拿起手机,回复患者的问诊。
在约两小时的谈话中,张煜数度哽咽。他仍期待医生的诊疗行为能受到更多监督,那些为治病而“砸锅卖铁”的患者最令他担心,“这样的患者如果遇到好医生,会得到好的效果,但如果遇到不好的医生,可能人财两空”。在去年引发的那次舆论风暴中,他发文批评一位上海的外科医生,令他遭受了来自同行的压力。“不少人直接骂我是‘叛徒’。”他看似不经意地说,“我认为我不是‘叛徒’,我是在维护医疗公平的正义。”
以下是张煜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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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患者是最容易被坑害的群体”
我是北医三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擅长常见肿瘤的综合治疗,尤其是消化道肿瘤,如胃癌、肠癌、食管癌、胆道系统肿瘤和胰腺癌等,对晚期癌症患者的营养支持和止痛等对症治疗也有些许经验。
2006年我从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系毕业,取得硕士学位,之后进入北医三院,在工作的第三年,我获得了中级职称,今年是我工作第14年,我依然是中级职称,目前正在读博。我已发表了10多篇肿瘤治疗方面的论文,这些论文既有发表在国内杂志上的,也有的上了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
在医院,工作十几年还是中级职称的情况并不普遍。无法晋升职称的原因很复杂,主要是我个人的原因。
我出生在浙江衢州的乡下。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想选个将来能当老师的专业,但被母亲阻止了。她说我的性格不适合教书育人,而且亲戚里有很多教师了,但还没人当医生,就让我学医。作为农村孩子,因为我的乡亲很少去医院,我当时误以为人不太会生病,还担心当医生可能会没有病人。直到当了医生后我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的疾病,而能治愈的只是一小部分。
放疗|肿瘤医生张煜:我不是“叛徒”】 很遗憾的是,这几十年来,我总能听到一些无良医生坑害患者的事情。令我更生气的是,受损更大的都是穷的和地位低的人。可以这么说,农村患者是最容易被坑害的群体,而他们也是最弱势的群体。我总是想到我的父老乡亲,他们的知识水平很低,为了看病倾家荡产。但在医院里,农村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等是最大的。
比如,有位一期肾癌患者,本来发现得早,手术切除就可以治愈。但医生推荐他先做基因检测,再根据检测结果,进行靶向药的免疫治疗。靶向药很贵,医生却建议终身服。在我看来,这是花费最多、效果最差的方案。靶向药可能让他的情况在几个月内有好转,但却让一期肾癌发展成为二期或者三期,最终走向死亡。幸运的是,那位患者多方咨询,及时换了医生,做手术治愈了。
但马进仓就不够幸运了。我最初之所以曝光他的经历,就是觉得他是农村患者被坑害的典型案例。马进仓刚50岁,在青海西宁确诊为AFP(甲胎蛋白)阳性晚期胃癌并肝转移。这种胃癌虽然罕见,恶性程度高、预后差,但如果他在当地医院进行标准化疗,几乎都可以报销,每个月就自费几千块钱。他的经济条件虽然不好,但可承受。而且从我的经验判断,如果进行标准治疗,马进仓应该能有一年半左右的生存期,但他却跑去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受了各种昂贵的检查和治疗,不到半年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