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那些年，社会康复走过的路( 四 ) 轮椅|ation|工作|康复|患者|郭微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随着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筹办，全社会逐步转变“视残为废”的固有观念，无障碍设施覆盖率得到提高。这一时期，郭微被选派到北京奥组委医疗卫生处，担任国际残奥委会医疗联络官，主要负责北京残奥会医疗保障工作。其间，她主笔完成《残奥会竞赛、训练场馆医疗服务馆院对接方案及医疗急救服务报告》《北京残奥会通用政策》《北京残奥会领队指南》，并参与编写《国际残奥委会年度报告》《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
这些工作获得北京奥组委、中国残联和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高度认可。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政府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和支持，全社会逐渐消除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她心中泛起涟漪：“这些积极改变能传导至科室吗？”
然而，回到医院后，郭微发现，科室仍然了无生机。她曾犹豫过，自己是否也要和其他人一样混日子、等退休。可当她看到残疾患者对社会康复和职业康复的强烈需求时，还是决定要与科室一同展开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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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春风
社会职业康复科部分人员于2010年启动“自救”计划，向中心提交“关于社会职业康复科功能定位”建议书。建议书分析了社会职业康复科的现状，指出科室的定位应在创造社会效益上，单纯以经济创收为目标不符合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初衷。
这份建议书虽有反响，却仍不足以重振科室。 2015年8月，挂帅科主任的郭微自费到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参观考察。 “该院是雅安地震后由香港红十字会资助的专业化医务社工试点医院。我们医院虽是改革开放后首家，但鉴于近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大环境，我们的专业化程度已明显落后。 ”她多次向中心领导强调，长此以往，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社会康复、职业康复领域的龙头地位将不复存在。终于，新上任的中心领导重新考量社会职业康复科的定位和发展问题，决定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为双重衡量指标，并在人力和设备配置上给予支持。
紧接着，郭微急着恢复科室作为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社会康复与医务社会工作”教学基地的身份，与北京知名大学社会工作系合作，重新建立教育实习基地，提升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国内医务社会工作领域的影响力。截至目前，社会职业康复科已与北京农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师范大学签订教育实习基地协议书，教育实习工作逐步展开。与此同时，社会职业康复科担负起培养全国康复学科带头人及开展中西部地区远程康复教育的重担，为首都医科大学康复治疗专业编写教材并授课。
有了前车之鉴，郭微在借助院内资源的同时，充分调动和利用社会资源，进一步扩大社会职业康复科的社会影响力。比如，与国际狮子会北京分会希望服务队合作，为住院残疾患者举办3期计算机培训班；与北京中途之家合作，组织住院脊髓损伤患者参与生活重建小组；邀请残疾名人来院进行励志教育讲座，帮助残疾患者重拾自信……有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随之而来，社会职业康复科创收能力明显提升。
如果说科室的绝处逢生是新上任领导重视和支持的结果，那么如今科室的蓬勃发展则是我国社会康复和职业康复30余年本土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疾病伤残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相伴始终。社会康复作为铺设在残疾人与社会之间的桥梁，不会轻易塌陷。 ”郭微如此解释。
事实证明，郭微的直觉是正确的。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医疗和康复的需求愈发迫切，社会康复的功能也越来越凸显。 2000年以后，全国高校大面积开设社会工作专业，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入康复及相关领域。 2020年10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出台《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最新实施意见》，明确在医疗和康复领域发展社会工作的具体思路和实施办法。 2021年11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康复医疗服务试点工作方案》，确定北京市等15个省份率先开展康复医疗服务试点工作，以点带面，带动全国康复医疗服务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