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那些年，社会康复走过的路( 三 ) 轮椅|ation|工作|康复|患者|郭微

“这是她的错吗？”郭微自问， “20世纪90年代，社会对残疾人的接纳度较低，在生活起居、医疗护理、教育培训、就业保障、婚姻家庭等方面所能给予的支持十分有限，这大大降低了残疾人重新参与社会的可能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残疾人缺乏自身认同感，往往因担忧拖累家庭而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心理重压。 ”
从周蒙到阿珠，郭微深知，自己要做的还有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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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千丈
北京博爱医院社会康复科成立后接手过许多知名人士的康复个案，多见诸报端，既普及了社会康复的一般性知识，又产生了十分积极的社会影响。但好景不长，市场经济的浪潮裹挟了科室的发展——单纯强调以经济效益为指标、全然不考虑社会效益的偏颇做法，几乎给该科带来灭顶之灾。
【残疾人|那些年，社会康复走过的路】1998年，该院职业康复科因无法完成经济效益指标而被合并至同样定位于创造社会效益的社会康复科，更名为社会职业康复科。重组后的科室，人员流动频繁，一度锐减至4人。
“社会职业康复科元气大伤，全面康复系统中社会康复和职业康复严重缺席、名存实亡，导致许多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根本不知道北京博爱医院还有一个名为社会职业康复科的科室。 ”郭微痛心疾首， “原职业康复科仅剩的两人中， 1人退休前，明确表示不想干了，只等退休。此外，原有康复设备全部报废，职业培训项目难以开展。 ”
人心涣散，科室地位也随之跌落。 “科室人员极少被叫去会诊，下到病房向患者发放科室功能宣传单，也常被当成发不正经的小广告。 ”郭微苦闷不堪， “帮助弱势群体的我们，为何反倒成了弱势群体？”
不仅如此，医院留给科室的发展空间不断萎缩，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话语空间。 “社会职业康复咨询室和训练室甚至被缩减至不足10平方米，患者不得不挤在过道里做职业训练。科室提出人力和设备配置请求，领导也都是避而不见。 ”郭微认为，自那时起，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社会康复和职业康复工作几近停滞。
进入21世纪，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地的一些大型医疗康复机构逐渐开展对患者的社会服务工作，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开始提供专业化的社会康复服务。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院内无声无息，而院外百舸争流。 ”郭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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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浅涟漪
跨入千禧年的北京博爱医院社会职业康复科并未迎来明显转机，可确有几件事令郭微扬眉吐气，为残疾人出具康复治疗建议书即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填补了我国伤残鉴定领域的空白。 ”郭微介绍，康复治疗建议书围绕伤残认定、赔偿建议、居室改造等给出指导意见。比如，住房方面，依据伤残程度，提出住房调至一层或增设坡道、连续扶手，增加居住面积以利于室内活动和康复训练等建议；残疾人用品用具方面，细化到每日需配置多少个一次性导尿包、多少副一次性手套，轮椅、站立柜等康复器材需多久更换；定期体检方面，检查项目及周期、费用，一一列清。
一份份康复治疗建议书成为残疾人维权的有力依据，也为司法机构制定合理的赔偿金额提供参考， 3000余名患者因此争取到经济赔偿。医院特刻章“北京博爱医院社会职业康复科” ，用以体现一纸文书的权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出具康复治疗建议书的服务被搁置，这方印章也被封存在档案柜里。幸而此时，社会上各类伤残鉴定中心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或多或少借鉴了郭微所采用的鉴定方法。 “北京陆续有30多家，经走访，我圈定相对更可靠的两家，将患者免费转介，以满足其康复需求。 ”郭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