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战谁输了( 五 ) 市场

目前，全球有12%耕地被用于种植转基因作物，27个国家的1800万个农民在使用这项技术。
“国内的反对声音只有一个作用，阻碍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农科院生物技术所所长林敏说。
在产业化停滞的这些年里，无论是技术上，还是产业竞争力上，中国和跨国公司的差距又开始拉大。
上世纪末，转基因抗虫棉拯救了因棉铃虫而几近绝收的中国棉花产业。最开始是孟山都公司抗虫棉一统天下，国产抗虫棉产业化后，占据国内90%的棉花市场，孟山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在大豆和玉米的转基因技术上已然非常成熟，抗虫水稻曾被认为是国人突破的希望。它的研发者张启发说，早在2001年，抗虫水稻的技术就已经成熟，“应该出去了” 。然而，在2009年申请到安全证书后，因为国内一直没有出台转基因的品种审定方法，抗虫水稻还是无法商业化。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胡瑞法不无遗憾，“如果转基因水稻可以早一点商业化，也许国内转基因产业的全球性公司已经出现，机会丧失得太可惜了，当时的技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他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水稻可以为农民减少80%的农药的使用，带来6%的产量增加。
哪怕是在13年之后，各国已经加大了对转基因水稻的研发投入，业内还是认为，华中农业大学开发的两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非常好的产品，在国际上仍然极具竞争力。
中国本来可以走一条更加高级的道路，有自主研发的技术的产业化之路。但面对遥遥无期的商业化之路，本就不强大的中国公司开始退却。
在过去的五年里，奥瑞金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投入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公司每年或亏损，或微利，勉力运转，股价已经从从高峰期的10美元降至如今的2美元。韩庚辰表示，奥瑞金以后将会缩减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投入，不会再启动新的转基因项目。
大北农公司生物技术中心的吕玉平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说，“如果当时社会对转基因的态度像现在一样，大北农不一定投入这么多。”
北京大生命科学院前任院长饶毅认为，激烈反对转基因的结果，只能是减慢我国新兴的技术开发。在本来不领先的情况下，减慢技术发展无异于产业自杀。
反观美国，已经有52.3%的大田作物是转基因作物。根据美国食品饮料和消费品制造商协会的数据，在市场上销售的70%－80%的包装食品还有转基因成分。
美国对转基因的开放态度，固然造就了全球的种业巨头孟山都，但南希这样的农民也是受益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南希家的农场不怎么挣钱，她不得不外出兼职以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不是政府的补贴，南希几乎要失去她的农场。直到2000年，市场变好了，价格上升，产量也在增加，农场才开始挣钱。
“我们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工程师，商店老板。所以我们足以享受自己的生活，度假，买漂亮的衣服，每四五年换辆新车。即使买不起梅赛德斯、宝马[微博]、凯迪拉克，但是雪佛兰，别克、斯巴鲁还是买得起的。”南希透露。
在转基因的产业竞争中，中国不仅仅落于美国，也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阿根廷。
虽然没有自己的技术，阿根廷、巴西和拥有转基因技术的跨国公司合作，采用专利授权的方式，付给跨国公司一定的专利费，农民得以种植新研发的转基因种子。
在转基因反对者的版本里，阿根廷因为种植转基因作物导致经济崩溃。但是根据阿根廷生物技术信息与发展委员会2011年发布的报告，15年内，转基因作物对阿根廷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总共创造的职位数目估计超过180万个，为阿根廷带来了726.46亿美元的毛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