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战谁输了( 三 ) 市场

威斯康辛州的南希从事种植工作已经34年，经营着2100英亩土地。她种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小麦(小麦还没有商业化的转基因品种) 。20年前，当她年轻时，要穿上特别的防护服，戴上手套和眼镜，才敢去喷洒各式各样的除草剂和农药。
转基因技术和农业机械化，让她的工作变得简单。只需要在监控室里，按下几个按钮，喷洒一种低毒而有效的除草剂草甘膦，就可以除掉所有杂草。对于那些具有抗虫基因的农作物而言，几乎不怎么需要喷洒农药。
纷纷扰扰的有关安全性的争论，几乎让人忘记了科学家们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初衷：解决农业问题，而不是增加问题。
科学家们将抗虫基因引入农作物，是为了减少农药的使用；抗除草剂基因的引入，是为了让农民的田间劳作变得容易，也为了减少高毒性除草剂的使用；还有一些正在研究当中的特性，比如抗旱、抗涝等，是为了在那些贫瘠的土地也能种植农作物，减轻要养活到本世纪中叶全球近百亿人的耕地压力。
和传统技术一样，转基因技术也需要和杂草、害虫的抗性搏斗。自然界没有哪种生物会坐以待毙，抗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技术的失败，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中所有问题的技术是不存在的。
正如生态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在《地球的法则》中所说，基因工程的反对者怀疑转基因生物会对生态带来破坏，这是合理的怀疑。因为所有作物都会带来生态破坏。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跟传统的作物相比，转基因作物是带来更大的生态破坏，还是为生态做贡献？
根据英国咨询公司PGEconomics的报告，1996年至2012年间，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全球减少了5.03亿千克杀虫剂和2.03亿千克除草剂的使用量，除草剂和杀虫剂对环境影响下降了18.7% 。
韩庚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从爱荷华州立大学毕业，取得了植物遗传育种的博士学位。虽然研究的是传统育种，他却选择了转基因技术作为自己的创业方向，创立了奥瑞金公司。他深信转基因技术的潜力，是解决农业问题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虽然不是唯一的工具。
2007年，韩庚辰和农科院生物技术所合作，购买了转基因植酸酶玉米，又在2009年购买了抗除草剂和抗虫玉米进行商业化开发。
虽然奥瑞金公司在成立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没有为它带来一分钱利润，韩庚辰还是抱有信心，一直在用传统育种产业的收入补贴转基因技术的研发。
2009年，当转基因植酸酶玉米拿到安全证书时，奥瑞金公司在纳斯达克[微博]的股价翻了好几番，6个交易日内股价涨了300% 。韩庚辰当时乐观地宣布，将在2年内商业化中国的第一种转基因玉米。
同样乐观的还有大北农公司，2010年成立的生物技术中心几乎照搬了国外大公司全套的平台和团队。根据公司的说法，在2010-2015年间，计划投资5-8亿元。对于相对弱小的中国公司而言，这是笔不小的开销。
但和安全证书一起到来的，并不是滚滚的利润，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尤其是转基因水稻，拨动了公众脆弱的神经：为什么要13亿人当小白鼠？虫子不吃为什么要给人吃？为什么只有中国热衷于将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失落的五年
情势急转直下。
2012年9月，法国内分泌学家塞拉利尼发表论文称，用转基因玉米喂养的大鼠致癌。
虽然欧洲食品安全局最终否定了转基因玉米致癌的研究结论，杂志也撤下了这篇论文，因为试验方法存在重大瑕疵和证据的不可信，但借助网络的力量，转基因致癌论仍然传遍全球。
从1998年至2014年的16年间，几乎每年都有类似的研究论调面世。虽然它们其后都被学术共同体或权威机构所推翻，但坏消息天生比好消息跑得快，没人记得严肃无趣的学术腔和政府腔，而致癌论、不育论、基因污染论、不可知论却能传遍整个网络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