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之战谁输了( 四 ) 市场

至此，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降至冰点以下，也因而左右了官方的态度。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的统计，2013年，转基因重大专项经费缩减至4亿元，而在高峰期这个数字是20亿。
转基因的品种审定办法在此后5年里都没有出台，农业部也没有再批准新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证书。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拿到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还需要通过品种审定，才能进入商业化生产。
实际上，奥瑞金公司买下的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的抗除草剂大豆已经完成生产性试验，提交了安全证书的申请。“前面没有路了，”韩庚辰说，“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生产销售，3年，5年，哪怕是10年，都好说，可以计划。”
对转基因这种应用型的技术而言，自负盈亏的商业公司一向是研发主体。转基因的研发极为耗时、耗钱。按照韩庚辰的估算，科研机构投入1块钱研发费用，商业公司就要投入100块。
科研机构的实验室想验证基因的有效性，只需要30-50株量级的转化和试验。而想要挑选出能用大规模应用的植株，公司需要进行3万－5万株植物的转化和试验，每一个产品的开发费用以亿计算。
转基因的巨头孟山都在2013年度投入的研发费用是15.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93亿。
不能商业化，奥瑞金和大北农等种业公司在过去几年里投入转基因研发的数亿人民币，将颗粒无收。
作为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和进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于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弥足轻重。美国大豆出口协会北亚区总监狄翠山表示，中国官方和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情绪让他很担心。
对中国产业界，这是停滞不前的5年，而美国转基因业界则是话语权旁落的5年。
生物技术工业组织执行副总裁凯瑟琳·恩怀特发现，自2007年以来，伴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转基因的反对者发表了很多让人害怕的消息，而生物技术行业并没有做出反击。虽然在美国，转基因的反对者并非主流，但坏消息天生能获得更多关注，对产业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终于，强大的美国转基因产业开始反击。
2014年，美国农业部邀请了全球超过50家媒体考察整个产业。根据美国农业部新产品及农业技术部门艾德·波特的说法，这不是一种推广活动，而是为了让人们知晓真相。“人们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而不是网络上的谣言。”
凯瑟琳·恩怀特建立了一个GMOanswer网站，有80位科学家和20多位公司从业人员作为志愿者，回答几乎所有关于转基因的问题，“我们本该在20年前就开始这项工作。”
莎拉、南希一行四人，应大豆出口协会之邀跨越了太平洋。在2014年9月的北京，与中国消费者进行了三场小规模的对话。
在东二环的一座写字楼里，身着白色丝质衬衣，留着中分长直发的莎拉·罗斯面对消费者侃侃而谈：她为什么要种植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技术给她的农场带来了什么变化，她和她的家人会不会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正如她这近年来一直告诉美国消费者的一样。
“作为第六代农民，我们努力让农场的土壤变得更加健康肥沃，而不会做危害它的事，因为我们想把家族的事业延续下去。”
在这场小范围的对话中，莎拉带来了不少照片：她和先生凯文·罗斯以及两个可爱的儿子站在绿油油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田里，美丽健康，没有癌症，也没有生育问题。
得利者和失意者
虽然争议声一浪高过一浪，新技术还是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得以在全球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