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冰点特稿第1255期：一位医生种下117只耳朵( 四 ) 手术|皮肤|西安|耳朵|患者|董跃

想起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24岁的李达至今还会激动。
他出生在内蒙古一座小镇，小时候的外号叫“托尔多” 。他介绍，在当地方言里，这是“没耳朵”的意思。
“托尔多，一起玩！”他想起儿童时代小伙伴的呼唤，想起另一个少了一只耳朵的小学同学，和他一起被老师叫去拍照“留念” ，几乎没有反感。然而，李达上初中时，心理随身体开始剧变。
同桌和他吵架，骂他“没耳朵就是不行，递不进去人话” ，他气到现在。走在县城的商场，他会被“好奇的小镇居民”围住，打听他怎么丢了耳朵。他越来越焦虑，频繁地洗脸、照镜子，问自己“为什么比别人少了一样” 。他越来越在意外表，学习成绩也受到了影响。他还一直留着能盖住耳朵的发型。
“天下的父母好像都有这种默契，给孩子留的发型差不多。 ”朱冰回想多年以来见过的数以千计的小耳症患者， “大多都有能盖住缺陷的发型” 。一些男孩从未剪过短发，手术前要剃发，有的人新奇、兴奋，有的人难舍、大哭。
根据朱冰的观察，小耳症患者的智力、体能一般没问题。年龄越小，他们所受的心理困扰也越少， “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孩子” 。听力受损不严重的，和人沟通非常顺畅。其中还有一些，因为缺陷得到了家人格外的怜爱，同理心很强。董跃平就不忍心凶儿子，他的父母、岳父母都把这个孩子视若珍宝。他后来又得了个“一点问题没有”的闺女，妹妹懂事，从小就知道不提哥哥的耳朵，不和哥哥争抢。
比起带给幼小心灵的影响，那些令人意外的耳朵，对患者的父母伤害更深。
卢敏常被人问起，你怀孕时干什么了，把孩子生成这样。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后，卢敏对影像学检查很执着，做B超的次数远高于产检需要。她反反复复地问医生，耳朵有吗，嘴唇呢，手指呢。
董跃平一到家庭聚会，就得硬着头皮去听亲朋好友的“好心建议” 。他做报废车生意，收入无论多少，都大方投入两个孩子的教育。他不是有钱人，因为一度没筹到给儿子做耳朵的费用，他感到无比愧疚。
常有母亲向医生提出， “取我的肋骨给孩子做耳朵” ，但异体组织移植容易引发排异，朱冰不得不解释、回绝。她记得一个10岁的小患者，全家人都认为“女孩就没必要花这钱了” ，只有母亲一个人，坚定地“非做不可” 。外耳再造术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朱冰也理解那些因经济困难放弃手术的家庭。
李达回忆，祖父母瞧不起他的母亲，认为孩子有缺陷就是当妈的错。班里开家长会，一群母亲拉着他母亲，关切地询问“你怎么把孩子耳朵烫没的” ，责备她“太不小心” ，然后提醒她“孩子以后不好找对象” 。一家人曾去北京看耳朵，被骗去大额药费。 “说吃了他的中药，耳朵就能长出来，说我吃完发烧是因为耳朵在膨胀。 ”
李达的父亲做泥瓦匠，母亲打点小工，他们一直在为儿子的耳朵攒钱。
“有时我写作业，她盯着我，然后就哭了。 ”李达回忆，他还问母亲， “我写错啥了？”
再次筹够儿子的“耳朵钱”时，这位母亲查出了胃间质瘤。她悄悄藏起CT片，不想把钱花在自己身上。直到已经上高中的李达发现了母亲的病情，逼她接受治疗。
这位母亲后来陷入抑郁，长期服用药物，她总是对儿子哭诉：“对不起，对不起，我答应给你做耳朵的。 ”在李达看来，自己的耳朵是母亲的心病，比她身上的病沉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