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组使用了三个不同的样本来检验VIFS的预测效果,发现VIFS可以准确预测开发集(交叉验证)、验证集(与开发集使用类似实验范式和相同fMRI扫描参数)以及泛化集(使用不同实验范式和不同MRI机器)的恐惧程度。此外,尽管不同个体面对同一场景的恐惧情绪不一样,VIFS也能准确地预测每一个个体在面对一系列场景时的恐惧强度,特别是对高中低三种水平的区分。
此外,为考察哪些脑区会参与对恐惧信息的编码,团队经过了系统的全脑分析。团队研究发现,“广泛分布的脑区都对预测恐惧具有稳定的贡献,并且这种贡献与受试者的恐惧评分相关。”
全脑参与恐惧信息编码工作
“我们研究发现,面对恐怖事物或场景时产生的恐惧情绪,需要包括杏仁核和前额叶等广泛脑区的参与,单一脑区并不足以完全编码恐惧信息。”周峰说,这就说明面对恐怖事物或场景时,并不仅仅是杏仁核或者前额叶等脑区活动产生变化。同时,单看杏仁核或者前额叶等脑区的活动,也无法很准确地衡量个体的恐惧程度。
团队实验结果证明,虽然在基于大脑分割模板、感兴趣脑区和网络等局部脑区的分析中,也发现了多处脑区可显著预测恐惧水平,但其预测效果相比全脑分析相去甚远。由此表明,广泛分布于全脑的脑区都参与到了恐惧信息的编码,大脑更像是作为一个整体对恐惧场景起反应。而过去被广泛认为是“恐惧中心”的大脑杏仁核等单一脑区,或皮层下脑区等脑网络,并不能充分编码恐惧信息。
此外,基于上述衡量恐惧情绪水平的神经指标,团队进一步探索,通过对比神经反应模式功能和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发现两种恐惧的神经反应模式在脑神经空间分布上也各有不同。“习得性恐惧与日常恐惧表征不一,尽管许多脑区对习得性恐惧和恐怖事物或场景都有反应,但是它们的反应模式(比如大脑活动强弱的分布)是不同的。”周峰表明,正因为如此,恐惧习得任务中形成的习得性恐惧与面对恐怖事物或场景时产生的恐惧情绪的神经机制可能是不同的。
科研人员发现,尽管恐惧情绪的神经反应模式可以准确区分高、中、低三种不同程度的恐惧,但它并不能区分习得性恐惧刺激和中性刺激。而习得性恐惧刺激的神经反应模式,却又无法预测恐惧情绪。此外,该研究还发现恐惧和恶心、悲伤等非特定的负性情绪,具有共享的以及特异性的神经机制。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图片来引发个体的恐惧,然而图片的效果可能并不会特别强,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虚拟现实等技术创造更加真实的场景从而诱发恐惧。”周峰提及,目前的研究中仍有许多尚未完善的地方,比如在此次研究中,关心的是在面对恐怖事物或者场景时脑区的“激活”反应(即活动变化),而脑区之间的交互作用变化对解释恐惧的神经机制也至关重要。他说,“在目前的一项研究中,团队正在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解释恐惧的神经机制。”
周峰表示,“过度的主观恐惧是导致包括焦虑症在内的情绪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而恐惧的反应模式是否能用于区分这些情绪疾病患者以及它能否被用于基于fMRI的神经反馈,从而治疗这些情绪疾病,是我们潜在的研究方向。”
编辑/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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