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母亲许淑英也离开得那么坚决 , 把自己反锁在停车场一侧的一个密室里 。 小区里一起跳舞的朋友组织找她 , 在附近兜了很久 , 才发现了这个地方 , 进而发现遗体 。
郑华的父亲是因癌症过世的 。 母亲五十多岁的时候 , 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顾自己丈夫 。 他去世了 , 她比较伤心 。 这一段时间 , 她也开始去医院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毛病——局部地区疼痛、身上哪里有“胀气”、头晕 。
她有一回在小区里 , 带着郑华的孩子玩耍 , 摔了一跤 , 在家休息 , 逐渐变了一个人 。
郑华说 , 妈妈原本非常外向 , 发病后 , 变得胆小、不肯出门、不愿意打开手机 。
这时候 , 唯一能说动许淑英出门的由头是去看病 。 郑华说 , 母亲一生经历很多事 , 是比较强势的个性 , 但在疾病的折磨下 , 她会对医生反复说“求求你” , 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 。
医生嘱咐郑华 , 要找人陪着许淑英 , 防她想不开 , 但许淑英不愿意主动和人说话 。 因为整夜睡不好觉 , 她的身体也变得虚弱 。 所以 , 后来只能找一些老家的亲戚出来 , 轮番在家里照顾她 。
发病是周期性的 , 多数在春天 , 一发两三个月 。 最严重时 , 郑华半夜里经常听到母亲爬起来 , 在关着灯的客厅里来回走 , 熬过一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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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表达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 , 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 。 比如 , 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 , 会故意笑得比较响 。 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
他说 , 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 , 只能强挨着 , 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 。 “妈妈 。 ”他对她说 , “抑郁症是一个病 , 坚持吃药 , (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 。 家里还有孩子 。 我需要你 , 不能没有你 。 ”母亲对这些话 , 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
在疾病中 , 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 , 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 ”
她说 , 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 , 感到身体很胀 , 很疼 。
到了恢复阶段 , 她逐渐能睡着了 。 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 , 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 , 要听医生的话哎 , 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 。 ”许淑英不接这种话 , 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 , 她也不正面回答 , 好像忘记了一般 。
没犯病时 , 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 , 常去跳广场舞 , 不像患病的人 。
又是一年发病 , 许淑英一早跑出去 , 寻了短见 。 “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 ”郑华回忆 , “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 , 有的亲戚还冲我吼 。 ”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 , 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 , 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 , 预备给亲戚们看 , 他想证明 , 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 , 不和她谈心 。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 , 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 。 ”郑华反复地自白 。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 , 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
姜楠说 , 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 , 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 , 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 , 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 , 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 , 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 。 和其他年龄段相比 , 老年人更有主见 , 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 。 比如 , 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 , “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 , 社工只能从中协调 。 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 , 退出的相对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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