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透析中心里的年轻人( 四 ) 医院

在医生的讲述中，这是肾内科门诊几乎每周都会上演的另一种常态：患者的血肌酐本来只是轻微偏高，距离尿毒症还有很远的距离，但2个月后一来复查，一下飙到需要透析的水平。
这些病例中，最让人痛心的莫过于一位当年在读小学5、6年级的十多岁儿童。由于父母听信偏方，生生把孩子从定时随访就能逐渐恢复的一种急性肾损伤，变成了慢性肾衰竭，再无药可救，只有透析或移植。
从业时间越久，医生们越能感悟到，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患者的年龄、性格、收入、文化水平、认知能力、能获得的医疗资源，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对患者的接纳等，共同决定了患病之后的存活时长和生活质量。
作为肾内科多年的主任，张凌格外关注透析中的年轻人。
前不久，她组织了一次线上问卷调查，问题关于血透患者的疾病管理与生存质量。她惊讶地发现， 429名平均年龄在42.9岁的长期血透患者中，近半数为无业状态，正常在职或退休的患者仅占24.2%；此外，仅36%的患者与配偶居住。
“这说明他们的工作、婚姻状态都是不理想的，定期血透极大地妨碍了患者的正常社会生活。 ”她说， “在中国，透析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现象非常突出。 ”
张凌接触过一位30多岁确诊尿毒症的患者，原本即将在体制内升职，自从开始透析之后，不仅升职一事不了了之，之后但凡工作上积极争取，就会被领导劝阻“不要累着自己、好好休息” 。
还有30岁刚出头的年轻小伙，大学本科学历，因为定期透析找不到工作，在张凌帮他找到工作之前，只能依赖母亲，甚至拖累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姐。
张凌还碰到过请求她开具“能够工作的证明”的年轻透析患者。对方在外企工作，刚透析2个月，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健康情况告知公司，同时也担心是否会因此失去工作。
但张凌清晰地知道，在台湾、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地区，因为企业雇佣透析患者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透析患者比较容易找到工作，透析不会影响到患者的经济独立。
“但在国内，社会往往对于透析患者存在‘只能躺在家里’的错误认知，就业歧视、婚恋歧视，加上疾病本身的生理心理负担，在这种内外双重作用下，不少年轻的透析患者，一边承受透析之苦，一边放弃了自我，丧失了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 ”张凌叹息道。
怎样度过漫长的余生？在人的一生中，会经历数个站在十字路口的瞬间，那是足以决定未来的重要时刻。对那些年轻的慢性肾脏病患者而言，确诊的时刻就是人生的重要时刻。
治或不治？透析还是移植？这些艰难的选择，这个缠绵终身的疾病，将决定这些年轻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要怎样去爱，怎样去活。
张玉芳没有考虑过肾移植，她觉得透析非常保险，不过是隔一天扎两针，而移植万一失败，可能失去整个生命。她不愿意去赌移植手术成功的可能。
但刚开始透析时，她仍然惧怕，担心透析活不了多久。由于体内毒素的不断积累，那时，她同样处于生理上的低谷。吃不下饭、走不动路、浑身没劲，由于尚未熟悉控制对水的摄入，透析导致骤然脱水过多而晕倒昏迷之前，还以为自己只是中暑。
“当时，如果我爱人放弃了，让我以后就在家待着吧，我就完了。 ”张玉芳记得，当时，为了帮她恢复身体，丈夫陪着她从走路开始锻炼，走走停停也要走。慢慢地，她的腿越走越有劲，可以做到绕天坛公园走一圈。之后，随着对控制摄入水量的不断熟悉，除了定时定点往医院“报到” ，她的生活几乎恢复到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