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史|我读︱《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全球化下的流行病现代性危机( 三 ) 现代性|疾病|研究|发展|世界

【宗教史|我读︱《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全球化下的流行病现代性危机】在这点上，马克·哈里森在《疾病与现代世界：1500年至今》（ 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 1500 to the present day）中表明，现代化的发生是不平衡的，带来了经济变化和社会混乱。尤其是在全球解决新冠疫情的努力对比中，发展中国家腐败、特权和糟糕的经济管理构成了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哈里森对全球化下通过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疾病流行困境抱有较大期许。同样是将现代性作为中心主题的疾病史作品，哈蒙德出版的《流行病与现代世界》的出色性在于，它在借鉴哈里森差异论点的基础上，精准探究各民族的卫生治理，指出各国在资源、基础设施和获得卫生保健方面日益增长的差距，既是全球卫生治理的关键困境和巨大挑战，又是现代世界不平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项重要特征。换而言之，如果说哈里森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过去的“错误”进行批判，那么哈蒙德则将当代疾病的全球流行视为历史层累所必然造成的危机，将目光更多的集中在了当下和未来， “现代性”光辉凸显其中。

文章图片

《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方观察家发现西方的许多现代性元素都受到了欧洲人与他人建立的依赖关系或剥削关系的影响，采用韦伯“现代性”的概念作为衡量世界各地社会成就的标准即西方中心叙史的方式发生转变，开始解释世界各地间的许多相互作用和独立发展塑造了所有的现代性。为了避免将西方作为历史的中心进行描述，哈蒙德尝试通过全球史的视野分析疾病在过去和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曼彻斯特大学历史教授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Pratik Chakrabarti）在《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一书中主张，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公共卫生措施演变为殖民霸权争夺的一部分，引发了全球性的疾病危机与应对的差异分化。哈蒙德也试图引用这一观点证明殖民管理者与殖民地居民之间的视角差距与决策冲突，以此解释流行病现代性危机在殖民时代的起源，但实际上却在论述中偏向将科学和制度这类积极因素归之于所谓“西方”优越性。如作者在讲述瘟疫在19世纪90年代的全球传播时，探讨的多为殖民体系下其他地区西方式的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突出西方对当时中国、印度和南非公共卫生措施的极大影响，并认为中国和印度与中世纪欧洲一样，设立卫生制度仅是为统治服务，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疾病控制战略。在梅毒全球流行的问题上，作者着墨于西方的管制治疗措施和成果，刻意淡化这种疾病输出对非西方地区，尤其是亚洲的恶劣影响，只简单提及16世纪后期的中国和19世纪50年代的日本。然而历史资料明确表明， 1500年左右，梅毒随葡萄牙人传入亚洲——作为一种全新疾病，梅毒新人群中的首次传播无疑是致命的。囿于观点倾向，哈蒙德在这类问题上避重就轻，缺乏较充分深刻的阐述，使其全球化研究实际上陷于“现代性”西方中心的窠臼。即便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但在平衡疾病的病理和社会研究，以及思考全球差异问题上，这本著作依然是医疗社会史“开眼看全球”的代表，具备可供参考的重要学术价值和鲜明的现实意义。
余论
《流行病与现代世界》结合了自然科学在遗传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寄生虫学和气候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地探讨流行病与现代历史主题之间的关系：国家体制、殖民机制、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对痛苦、性、种族和残疾等问题的看法塑造着疾病的医学历史，而疾病的流行又反过来重新塑造人类社会。二战后兴起的环境史学家敏锐地发现，人类活动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成为塑造自然生态的重要力量。以此为视角，现代化力量形成的成就和挑战的范围大大扩展了：一方面，二战之后，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根除了自然界中的许多危险疾病；另一方面，在这些成就背后，是数百万人的被迫性迁移、广阔自然景观的生态转变、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社会分层与世界经济秩序中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