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史|我读︱《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全球化下的流行病现代性危机( 二 ) 现代性|疾病|研究|发展|世界

用美国环境史研究先驱约翰·罗伯特·麦克尼尔（John Robert McNeill）的话说，哈蒙德创作了一部自黑死病以来人类疾病史最受欢迎、最适合学生的教科书。《流行病与现代世界》围绕着疾病历史的诸多问题展开论述，以流畅易读的文本、引人入胜的故事吸引学生和教师，用大量文件、地图和图画将疾病流行与全球化进程交织在一起，抓住读者了眼球。作为一本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的教科书，该书一方面对缺乏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经验的读者提供大量图像、概念和技术诠释，具备很强的可读性和严谨性；另一方面，书中阐发的流行病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性思考对专业读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为读者留下了广泛的思考空间。
该书在内容上涵盖疾病史、科学史、环境史和文化思想史等全面综合领域，各种观点分析之间相互印证，史实的说服力和观点的逻辑性完美契合，这归功于作者对大量文献和原始材料的整合，在整个记录过程中，哈蒙德严格地将第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区分开来，每一章的结尾都展示与本章主题相关的一手资料以及对二次阅读的建议，将历史实践的选择权交予读者。可即便如此，资料掌握的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哈蒙德从全局观念对流行病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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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瘟疫。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疾病“现代性”窠臼
全球史的出现是近30年来学术史出现的一个显著特征，全球化影响疾病的历史，已是医疗史学者的共识。然而，尽管研究黑死病、大流感的疾病历史学家是早期研究全球历史的先驱之一，历史学的“全球转向”对健康、疾病和医学历史研究的影响却相对较小。大多数学者仍局限于特定的医学传统、民族国家和政治变迁。近年来，学术领域内跨学科研究意识越来越鲜明，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等研究注重多维度、多视角、多主题，试图摆脱只注重“内史”研究的学术困境。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名垂之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以瘟疫为独特视角阐述全球人类历史的发展，主张疾病从根本上塑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方式。 1999年，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就将目光转向欧洲的政治和公共卫生制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视角完成了医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传染病和欧洲国家， 1830-1930》（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虽然严格意义上而言，这并非一部典型的全球史作品，但是这本著作的眼界广度和思想深度对之后的医学史、政治理论和欧洲史研究大有裨益（疾病史学与政治学），并激发了学者跨学科研究疾病史的兴趣。 2015年，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哈里森（Mark Harrison）试图展现疾病、健康和医疗史等主题与全球动态之间的关系。毋庸置疑，世界一体化的不断深入是医学史“全球化”的重要诱因。根据历史学者莎拉·霍奇斯（Sarah Hodges）的说法，全球化背景下，构成医学历史的关键问题意义重大。然而“全球化”语境为医疗社会史研究提供的几乎都是分析框架和问题来源，在这种范式当中，人们会忽视差异、医学、殖民主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充当了一种抚慰人心的润滑剂，差异由此被整合到共同体之中，逐渐被忽视。因此，一部批判式的全球医学史作品首先要保证的是不再将全球化作为一套制度、话语和实践进行简单化再生产，关注全球化进程下卫生治理的差异与不平衡的使命，正变得更加紧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