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 , 我们包括248名cTACE患者和122名DEB-TACE患者 , 他们总共接受了781次TACE手术(如图1所示) 。 cTACE组平均治疗次数为2.3±0.1次(1~10次) , DEB-TACE组为1.7±0.1次(1~6次) 。
表1列出了基线患者特征 , 表2列出了基线肿瘤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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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研究cTACE和DEB-TACE在具有特定特征的HCC患者中的疗效差异 , 并识别可能的预后生物标志物 , 进一步将患者按肿瘤形态分为浸润型(n=83)和结节型(n=287) , 按肿瘤大小分为优势病灶>3cm(n=269)和>5cm(n=167)组 。
优势病变定义为最大的肝细胞癌病变 。 大小的分界值来自BCLC分期系统(3厘米)和米兰标准(5厘米)用于移植候选 。 根据三种病理类型定义了宏观生长模式:结节状、块状和浸润性 。
浸润性肿瘤定义为基线MRI上边界不清的弥漫性病灶 , 而非边界清楚的结节性HCC和占据大部分或全部肝叶的巨大HCC 。
在这项研究中 , 结节型患者包括结节状和块状肝癌亚型 。 此外 , 在MRI上评估了肝硬变的形态特征(例如 , 肝脏轮廓、T1加权序列同相和反相信号强度的差异) 。
2.3.MRIandImageAnalysis
所有患者在最初的TACE手术前都接受了标准化的增强肝脏MRI检查 。 该方案包括肝动脉期(造影剂后20s)、门静脉期(造影剂后70s)和延迟期(造影剂后180s)的平扫和增强扫描序列(0.1mmol/kg静脉注射吉多喷妥钠;Magnevist;Bayer , Wayne , NJ , USA) 。 肿瘤形态的图像评估和基于卡尺的直径测量由两名独立的4岁放射科住院医生进行回顾性研究 , 并由委员会认证的放射科医生监督 。 分歧通过协商一致得到解决 。
2.4.OverallSurvival
本研究的主要终点是OS , 定义为从第一次TACE(研究进入点)到因任何原因的时间 。 随访于2014年12月31日结束 。 接受除TACE以外的肝脏靶向治疗、与最初进行的TACE不同形式或在初始TACE后进行肝移植的患者在额外治疗时被截尾 。
2.5.AdverseEvents
本研究的次要终点是治疗相关毒性的评价 。 在所有接受cTACE治疗的患者中 , 分别有157例和125例患者报告了术后临床不良反应和生化不良反应 。 接受DEB-TACE治疗的患者中 , 116例获得临床不良反应报告 , 115例获得生化不良反应报告 。 记录DEB-TACE和cTACE的临床不良反应和生化不良反应 。 将TACE术后30d内发生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和生化毒性纳入分析 。 不良事件分级采用国立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常用术语标准(CTCAE,v4.03) 。 生化毒性≥3级 。
2.6.StatisticalAnalysis
描述性统计报告为平均值±标准差或中位数和范围 。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 生成了跨两种治疗方式观察到的协变量的平衡数据集 。 用于BCLC分类的基线特征用作协变量 , 并使用梯度提升来获得倾向得分 。
一组患者与对照组的一名或多名患者进行倾向评分匹配 。 分数经过加权 , 包括分析中的所有个体 。 为了在倾向评分加权后确认两个队列的可比性 , 分别使用列联表和Fisher精确检验(两个参数)或卡方检验(>2个参数)比较基线患者和肿瘤特征 。 倾向得分加权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被拟合以确定OS的预测因子 。
在单变量分析中与OS显着相关的协变量包括在多变量分析中 。 此外 , 通过使用加权结果绘制KaplanMeier曲线并通过对数秩检验(OS、比率、比率的95%置信区间)比较生存曲线来分析事件发生时间数据 。 使用Fisher精确检验对TACE后AE进行比较 。 完整的统计分析在R3.0.3(2014年 , RCoreTeam , Vienna , Austria)中进行 。 附加R包“twang”用于进行倾向评分加权 , “生存”包用于生存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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