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说的“平治天下”和“君民共操”的法制国家是怎样的？( 二 ) _健康小知识

法制规范，是所有人类国家文明存在的基本架构，就如同人体中的骨架的那样。如果我们将国家文明视为是人的生命活体的那样，那么，这个国家文明一旦运作起来，其就必然应该具备“自我预警，自我检查，自我纠错，自我恢复，自我更新”的五个开放和生态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说，在一个生态国家文明形态中，固然存在着首脑、五脏六腑、身体手足这样的机体结构。
但是，首脑、五脏和身体手足，是一体的，并非就存在着什么必定的“尊卑”和“贵贱”秩序，所以，将法制仅仅视为是首脑君主们的专制权柄，将执法者的统治者视为是政治国体之上和之外的专制权柄者，这简直就是在自残了！难道没有五脏六腑和手足，人仅仅依靠首脑的存在就能够活命的吗？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主要由法家创造的国家文明理论和实践，从一肇始起，其就存在着内部不可克服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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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王朝始终超越不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怪圈的政治文化理论原因；也就是西汉末期的思想家扬雄在一针见血指出了秦国的“人砥”政治特点以后，他评论秦国亡国是“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 ”的原因。这就是说，君主专制本身，君主特权超越国家一统法制之外，就是破坏国家政治生态的“自残”表达！之所以人类国家文明中存在着“良法”与“恶法”之分，关键就在于指导国家法制和法治的法学宗旨中所体现出来的“国本”观念。
这就是说，制定法制和实施法治的政治家们如何看待一国之本？将决定着该国之法的“良、恶”！目前，一些人误以为中国儒家是倡导“民本”的，其实，纵观中国古代儒家文献就可知，没有哪个儒者说过国之本是民的，《礼记·冠义》说：“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但是，《商君书·画策》却是明确说过：“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走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 ”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民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家提出来的，他们所说的“民本” ，是将国家社会中的人民群众与冶金、陶土中的产品原料相类比的，也就是说，商鞅等法家视统治者的治国，就犹如工匠冶金和制陶一般，在商鞅的眼睛中，国中之平民百姓，就类似于工匠冶金时所用的材料矿石和工匠陶冶时所用的材料陶土一般。所以，商鞅又进一步诠释了“民本”的本义是：“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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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后期和大秦王朝早期的韩非子虽说是儒家荀子的学生，但是，他的思想，却主要继承的是商鞅的法家道统，或者说，战国时代的儒、法二家，本来就犹如一对连体李生兄弟一般，是你中有我与我中有你的。韩非子可谓是将秦国和法家的法制法治的政治本质是一语道破了，即， “圣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强，先战者胜······主之所以尊者，权也” 。虽然出身于儒者的韩非子比商鞅更加重视“劝民”的礼制和礼治，他也比商鞅更加重视国家文明中的“民心”作用。
但是，他所说的“专举公而私不从，赏告而奸不生”的礼治，是为君主至尊和专权目的所服务的。说白了，韩非子可谓一语道破了儒家的礼制礼治是为法家的君主专制政治所服务的本质。而且，韩非子与商鞅一样，都是将国家社会中的人民群众看成是“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的，所以，韩非子的治国理念比商鞅更加极端，商鞅好歹还说过“民本，法也” ，到了韩非子这里，他就不再遮掩地说“国本”就是“法者，王之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