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复杂神经网络的更深刻理解 , 有助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等脑部疾病的原理和测试药物 。 “我们相当于提供一个平台 , 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药物筛选 。 ”张树培说 。
更重要的是 , BrainEx实验可能帮助科学家们突破大脑研究中最敏感的问题:“意识” 。 到目前为止 , 还没有人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意识 , 一些专家认为 , BrainEx实验“是最有可能的一个” 。 不过 , 塞斯坦团队对此非常谨慎 , 反复在公开场合强调“意识的恢复从来都不是这项研究的目标” 。
张树培解释 , 出于伦理的考量 , BrainEx实验从根源上就隔绝了“意识的产生” , 因为研究人员为猪注射了神经元活动阻滞剂 , 可以阻止任何可能导致意识的神经相互作用 , 并配有脑电图时刻监测大脑活动 。 如果监测到任何意识活动 , 即脑电图显示不是一条直线 , 就会立刻结束实验 。
在此前提下 , 为测试大脑细胞的活度 , 研究人员在灌注结束后将大脑切成300微米左右的薄片 , 通过对切片内神经元细胞的电流刺激 , 观察是否有信号波动 , 最后证明“单个神经元细胞是活的” 。 但张树培指出 , 意识一定诞生于“全脑神经元细胞之间的整体联动” 。
因此悖论在于 , 如果人类想进一步理解大脑的本质 , 必然要触碰到的领域是:数百万个脑神经细胞和它们之间的数万亿个联结 , 是如何协同工作的?未来的某一天 , 人类将不愿止步于“复活”脑细胞 , 而是思想和性格 , 我们为此做好准备了吗?如果人类可以“创造意识” , 那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猪脑实验的伦理指导之一、杜克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妮塔·法拉哈尼在2019年发表的《部分“复活”的猪脑所引发的道德困境》一文中建议 , 就像为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制定伦理指南一样 , 未来 , 关于“脑复活”的相关研究也需要获得同样的科学、伦理指导 , 并且在国际层面形成共识 。 而且 , 公民必须参与这一过程 , 只有科学家参与制定的伦理界限“并不能保证未来被公众接受” 。
帕伦特则指出 , 如果要将这项技术发展到可以帮助人类的程度 , 我们将不得不看看“在没有神经阻滞剂的情况下 , 大脑会发生什么?”
对于OrganEx技术而言 , 这些讨论还很遥远 。 张树培指出 , 从细胞到组织、器官层面 , 以及整个身体的功能 , 要想实现“死而复生” ,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远的计划” 。
她说 , 如果将“复活”拓展到组织层面 , OrganEx技术能否实现功能上的修复是不确定的 。 比如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肾脏 , 它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尿液 , 但实验由于是低温灌注 , 可能对尿液产生了影响 , “实际上我们在实验中也确实没有收集到很多尿液” 。 这也意味着肾脏在此时“不一定是真正有功能的” , 只是在细胞层面是“活跃的” 。 因此 , 器官经过灌注之后 , 作为器官本身能否恢复自身的功能 , “是我们下一步要论证的最重要的事情” 。
事实上 , 实验中的猪心脏和大脑这两个重要器官也仅仅是恢复了“非常小部分”的功能 , 其他重要功能如心脑血管循环并未恢复 。 研究的另一个共同作者之一、耶鲁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家兹沃尼米尔·弗尔塞利亚对此解释得很清楚 。 他说 , 研究只是表明当动物死亡时 , 我们可以让细胞做到一些“它们原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 但这些细胞的活动“与生死状态并无临床相关性” 。 也就是说 , 这一结果并未表明猪在死亡以后以某种方式复活了 。
朱同玉也指出 , 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 , 是在猪死后的一小时内注入了肝素以保持血液不凝固 , 这是保证细胞“复活”的基础 , “没有肝素就没有后面的故事” 。 所以这项研究只是一种概念性的验证 , 主要模拟的是器官移植时的身体条件 , 而不是真正死亡后的状态 , “动物和人在自然死亡状态下一小时内血液一定会凝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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