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四省:东北的傻狍子究竟有多傻？ _东四省

相信大家对“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句话都不陌生，这是30多年前黑龙江作家刘国林的散文《可爱的草塘》中的话，其中的狍子就是我们要说的“傻狍子”了，而之所以说它“傻”从上面那句“棒打狍子”就能看出，这句话一方面是说狍子多，一方面是说狍子“蠢”，好打。那么，傻狍子究竟是种什么动物东四省？它真的如传言那么傻吗？我们简单的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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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一下“傻狍子”究竟为何物？“傻狍子”是东北地区的人们对一种鹿科动物的俗称，它的学名叫矮鹿。矮鹿是鹿科狍属下所有动物的总称，现存的狍子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生活在欧洲，被称为西方狍子，一种主要分布在亚洲，以我国的东北地区最多，被称为东方狍，又称西伯利亚狍。这两种狍子以高加索山脉为分界线，山脉以南为西方狍，以北为东方狍。其中西方狍在欧洲的分布很广，因此有多个亚种（亚种数量为5个），而东方狍的分布较为局限，因此它只有3个亚种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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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狍子为东方狍的东北亚种（学名C. p. bedfordi），这种狍子的体型比西方狍明显要大很多，而且雄性的鹿角也相对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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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东方狍的东北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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狍子是一种中型的鹿科动物，我们以东方狍的东北亚种为例（以下简称狍子），成年狍子的体长平均在1.1米左右，体重平均为35公斤左右。雄性狍子与雌性狍子最大的区别就在鹿角上，雌性狍子终生无鹿角，而雄性狍子从成年后鹿角就开始生长。狍子的鹿角相对其他鹿科动物来说比较的短，平均在10公分左右，鹿角上分三叉，第一叉位于基部向上约5公分处，第二叉和第三叉几乎在相同的位置，大约在离基部约9公分的位置。
当然，作为一种鹿科动物，狍子也是被人认为“浑身是宝”的存在，它的角可以入药，皮可以做成皮制品，肉非常的鲜嫩。因此，狍子经常会被当做猎物猎杀，以至于它已经于2013年被列入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
狍子“傻”在哪里？是真的傻吗？关于傻狍子最主流的说法就是：好奇害死猫
许多人说：狍子之所以被叫做“傻狍子”，与它无与伦比的好奇心有很大的关系。它的好奇心体现在，遇到新鲜的事物总是毫无防备的靠近想一探究竟，而且即使被拿着枪的猎人追赶，只要是枪声一响，它必定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发生了什么。
除此之外，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的栖息地扩张，几乎与野生动物比邻而居，比如一些公路就从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附近穿过，而好奇的狍子在晚上如果看到远处行驶的车，它也会好奇的看看究竟是何物，以至于被车撞飞。
因此，相比之下，在狍子的眼中，满足好奇心比躲避危险更加重要，这是它被称为“傻狍子”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狍子的好奇心重，倒不如说它对自己自然状态下天敌以外的生物不设防，这才让人抓住了漏洞。毕竟对于生活在深山中的狍子，无论是人类还是汽车，都是它没有见过的，既然没有见过，那自然就没有危险意识这一说。至于有些人说，狍子遇到危险会把头埋在雪里骗自己，更是无稽之谈，当意识到危险后，狍子的奔跑速度和反应速度是很快的。
总结傻狍子不过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罢了，真实的狍子并非如此，它们也非常的机警。如果真如传言中那么傻，不用人类猎杀，仅仅是自然环境下被食肉动物猎杀，狍子早就应该灭绝了，毕竟狍子的繁殖能力不算强（一年生育一次，一次1-2只幼崽），能存活至今，就足以证明它们并不傻。
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1]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顺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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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东北曰幽州，其镇山曰医巫闾。”医巫闾山位于今辽宁北宁与义县交界处，主峰海拔866.6米。山之东麓有山神庙——“北镇庙” 。当地迄今流传着关于医巫闾山的众多传说。当时。战国时，燕国在今辽东半岛一带设辽东郡（郡治襄平，今辽宁辽阳），秦汉魏晋因之。隋代辽东郡治移至通定镇（今辽宁新民东北）。元代于至元四年（1267年）设辽东路，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治辽阳（今属辽宁）。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人们就用“辽东”来称呼东北地区。因此，著名学者、作家、报人曹聚仁先生《万里行记》说：“古代的\”东北\”，乃\”辽河流域\”的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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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一词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 。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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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般用“辽东”一词指称东北，自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东三省”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 。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白山黑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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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中原大地，从清朝到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山东人等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顺治曾告诫满洲贵族末路退往关东。满人倾族入关，关东人口剧减，借口“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关东实行封禁政策。顺治开始，满境分段修千余公里“柳条边”篱笆墙——东北长城（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康熙中期竣工。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曰“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曰“新边”（《辞海》）。故，在民间有“边里人”、“边外人”的说法。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至1840年关东人口突破300万人，比一百年前猛增了七八倍，全国人口达四亿多。清末，沙俄侵略满洲。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近4000万人（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地理》，张善余）。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留住的山东人达到792万之多，“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现在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黄河下游地区的。
三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关东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历史背景
闯关东，从“流人”到“流民”，到满洲“移民社会”。清初民族矛盾尖锐，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极其残酷的镇压手段。将“造反”者遣送边陲“烟瘴”之地，山东触犯刑律者多发配“极边寒苦”的关东，这种遣犯史称“流人” 。山东人是“安土重迁”的典型。人口压力、天灾人祸、满清政府的政策导向等构成了山东人闯关东的外因。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闯关东，关东是外敌侵扰之地，山东人卓绝的斗争。吉林省浑江市《湾沟公社志》记载：“1921年间有一名叫王振邦的农民，原籍山东，因逃荒携妻及长女一家流落于西川一带。1931年日军侵占关东，王振邦与山东老乡聚义百余人抗日，1934年末，他们与日军大小战事三四次，其中第二次战绩最佳，日军死伤惨重，义军为日军所胆寒。”
闯关东，由于关东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关东扎根。辛亥革命关东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文化背景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四省区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东四省:东北的傻狍子究竟有多傻？】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