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出|参考文苑｜视力下降让我看得更清楚( 二 ) 视力|文苑|问题|故事|情况|原创

【敲出|参考文苑｜视力下降让我看得更清楚】我要告诉你们我新闻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秘密，一个预示着影响我余生的自我怀疑和怯懦的秘密：在我拿起听筒给采访对象打电话之前，我必须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我得深呼吸几次。我担心自己问错问题，或者没有问对问题。担心自己笨嘴笨舌，提问的方式让人尴尬。如果我要采访的对象颇有名气或德高望重、资历深，我就会被吓倒。上午11点的采访许多是在11点02分开始的，定于下午3点的采访许多是在3点03分开始的。这并不是因为我马虎拖延。这是因为我需要用这些额外的时间来进行深呼吸，这些时间非常宝贵，值得我为自己的延误道歉。
但我记得我是按时打给艾伦·克鲁格的。我们在通话前来回发了几封邮件，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让我平静下来。作为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曾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治下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提高最低时薪所造成的影响方面做了开拓性研究，他确定了这不会导致招聘减少和就业率下降。
吸引人的是，他还利用数据得出了有关疼痛和幸福的结论。他发现，失业不仅仅会造成情绪困扰。寻找工作的男性还会提示身体上的疼痛，服用更多止痛药。至于幸福感，根据他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增强幸福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是与朋友共度时光。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克服工作一周后的疲劳。
我2014年底找他交流。当时我正在写一本书，讨论美国人对普林斯顿大学等顶尖大学的情结。恰巧那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过客座教授。克鲁格和数学家斯泰西·戴尔研究了大量上精英大学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数据，他们认定这一经济效益被高估了。克鲁格的电邮信箱地址是公开的，所以我给他写了封电邮，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我在电话里聊聊这项研究。作为破冰话题和说服手段，我提到自己曾短暂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迅速回信说：“你随时可以在我的课上讲课！”他很乐意讨论自己的研究，但他道歉说，当时不行，因为他在意大利，而意大利之行后，他会有几天很忙，忙女儿大学毕业事宜。他问道：“我们可以约在下周三或周四谈谈吗？这个时间会不会太迟了？”我清楚地感觉到，如果我说等不及，他肯定会想办法配合我的时间。
我告诉他，下周三我可以。后来，我们进行了交谈，他太有礼貌了，太令人愉快了，太有耐心了，太棒了。他谈到了我的书，那本书将于次年出版。每当我在新闻中看到克鲁格的名字——我经常看到，因为他对采访人员非常宽厚——一种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我甚至有点迷上他了。提及他的文章旁有时会配照片，那些照片显示，除了才华横溢和善良外，他还很英俊。有些人拥有一切。
克鲁格去世后，奥巴马发表了声明，回忆称克鲁格拥有“永恒的微笑和绅士精神——即使是在他纠正你的时候” 。曾与克鲁格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写道：“我还算了解艾伦，但从未发现任何可能发生这种事的迹象。 ”
接替克鲁格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贝齐·史蒂文森发表了一连串推文。其中，她提到了克鲁格对疼痛的研究。她写道：“如今，我知道他也很痛苦，也许是为了转移自身痛苦，他思考他人的痛苦。 ”
她还说：“事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都比外界知道的多。 ”（胡婧译自2月15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原题为《视力下降让我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