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生物医疗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 。 就像新冠疫苗一样,假如研发疫苗的医药企业都追求暴利的话,这个世界将无法想象 。 如何衡量一项癌症早筛技术是否普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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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曾有一个著名的理念——“不作恶”,后来腾讯提出“科技向善” 。 为什么这些科技巨头对善恶如此在意?
正所谓,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 。 一个企业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就会沦为赚钱的机器,能力越大,对人类带来的伤害越大 。 为了确保企业发展不脱轨、不偏航,这些科技巨头将善恶上升到价值观的层面 。
对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科技企业,更应如此 。 技术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如果先进的技术,不能惠泽大众,不是让世界更美好,那么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与价值 。
让技术惠及普罗大众,是应有之义,然而,很多生物医疗公司忘记了这一准则 。 它们为了追求暴利,凭借技术的优势地位,将价格定得高不可攀,好好的一项技术变成谁有钱谁做、少数人的专享 。 这离“科技向善”相去甚远,也与“技术普惠”背道而驰 。
当前,全球进入善经济时代,“利他”如同一双无形的手,会将资源自动地流到最稀缺的地方,分配给予最需要的人,从而创造出最大的公共利益 。
生物医疗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 。 就像新冠疫苗一样,如果研发疫苗的医药企业都追求暴利的话,这个世界将无法想象 。 事实上,一项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也只有成为公共服务产品,才能迎来大发展 。 研发新冠疫苗企业的市值屡创新高,正说明了这一点 。
在西方发达国家,癌症早筛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品,物美价廉,人人可负担,政府可接受,企业可发展 。 而在我国,由于癌症早筛项目的价格十分昂贵,单癌种早筛价格高达数千元,泛癌种早筛更是突破万元,只有少数人才能负担得起 。 这不仅影响技术的快速普及,也影响了企业的长期发展 。
也许有人会问,“技术普惠虽然重要,但也不能让企业亏本啊?”企业经营必须考虑社会价值 。 同样的癌症早筛技术,“一万块钱的价格卖给两百人”与“两百块钱的价格卖给一万个人”,赚的钱差不多,但意义完全不同——后者意味着帮助一万个家庭远离了癌症,其社会意义大得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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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技术普惠如此重要,它的衡量标准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衡量一项癌症早筛技术是否普惠,大概有四个标准:
一是技术先进性 。 在生命科学领域,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 技术来源越能解释生命的普遍规律,其应用于医学的普惠价值越大 。
二是成本可控性 。 掌握核心技术、规模化制造是关键,这样才能更好地控制成本 。
三是价格适宜性 。 企业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尽可能满足“人人可负担、政府可接受”的原则 。
四是渠道便利性 。 如果癌症早筛技术覆盖每个城市的社区诊所,那么老百姓出个门就能做 。 这就是渠道便利性 。
这四点也是衡量癌症早筛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也是华瑞同康一直努力的方向 。 过去的二十年里,华瑞同康在这四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比如,通过独家引进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TK1研究团队研究了数十年的胸苷激酶1(TK1)检测技术,实现了技术的先进性;通过建立检测设备与试剂的专业工厂,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最大程度降低了成本;通过200元-300元的适宜定价,实现了TK1检测技术“人人可负担”、“政府可接受”;通过全国数百家公立医院,建立了完善的渠道终端网络,实现了渠道便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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