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疫情时代的求索② 曾恩泉：隐瞒、歧视……对抗背后的新冠“病耻感” 疫情|感染者|中国|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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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恩泉 / 成都医学院教授、成都世通研究院研究员
在多国疫情“再现高峰”之际，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的出现令人担忧。新冠疫情暴发至今已两年，虽然世界为之付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病毒持续变异、国别差异等原因，国外持续高发，国内多点散发，预计与新冠疫情的斗争短时间还难以结束或不排除疫情反复。从医学科学角度来看，落实“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措施，仍是阻断病毒传播最现实有效的科学选择。
在快速阻断新冠病毒传播的过程中，旅居者、密接者等疑似感染者和感染者的“主动报备”是早发现的一个必备前提。因而各国各地的疫情防控均通过公告、引导等方式要求高风险群体报备，且对隐瞒者施以惩罚，但实践中仍不时出现隐瞒、逃离甚至逃跑事件，各地“0号病例”轻则被调侃、重则遭网暴。
流调窥私顾虑、隐私泄露担忧、病耻感困扰等成为个人主动报备的“阻力” ，社会应该如何共同努力，减轻这种疫情防控的“阻力”？无论从人类文明发展还是现实需求来看，都是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
什么是疾病污名化与患者病耻感？
“污名”（Stigma）源于希腊语，最初是一种不光彩的、带有贬低和歧视意味的身体记号。 1963年，戈夫曼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中，对“污名”进行了概念化描述将其定义为“个体受到贬损的一种属性” ，污名是社会规则或秩序建构出来的越轨标签。
当具有不可确定性的流行性疾病出现时，出于恐惧与自我保护的社会心理，对疾病进行污名是一种群体应激反应。戈夫曼提出三种污名化的类型：一种是对身体残疾的污名；一种是与对个体特征的认知有关；第三种则是对种族、民族和宗教的部落型污名。第三种形式的污名，对于一个家庭、部落、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无差别地进行身份攻击。
Stigma这个词在医疗和公共卫生领域较多译为“病耻感” ，故而与疾病相关的污名化也称病耻感，以流行病、传染病、精神类疾病最为常见。通俗理解，病耻感就是疾病污名社会泛化和自身内化后形成的，以疏离、贬低、异化、排斥、否定、偏见为标签对待特定疾病和病人及自身的心理状态。
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共同性疫情的传播，对疾病的歧视和污名古来有之。 1347年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肆虐欧洲， 2500万人被夺去生命。当时许多欧洲人将“黑死病”的传播归罪于某个群体，导致欧洲人眼中的“异类”——犹太人被整体污名化，成为这场瘟疫的替罪羊和受害者。 1918年，西班牙的名字就曾和一场疫情相关联，即后来的“西班牙大流感” ， 2012年最先发现于沙特的感染冠状病毒MERS-CoV病被称为“中东呼吸综合征” ，均明显带有地域歧视污名现象。上世纪20年代，麻风病患者被送往“营外”独居、“迁疠所处之” ，与外界隔绝。这本是一种自我牺牲，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但事实却是麻风病患者背负着“弃民”“囚犯”等污名，深受社会排斥。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的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中国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疫灾的发生逐渐增加并呈加速度发生的特征。
与13世纪相比，人类社会发展早已进入新的阶段，但污名化与病耻感的魅影从未远离，新冠病毒流行期间同样如此。去年3月2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新冠肺炎在中国境外的确诊数量在过去24小时是中国境内的9倍。新冠肺炎已经开始具有全球蔓延的危险。他还特别强调， “说实话，相比病毒自身，污名化是最危险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