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医生对儿童精神科感兴趣 ， 接受了短期培训、进修 ， 甚至可能有些人都没有听课 ， 回到自己医院后就开始发展儿童精神科 。 ”曹庆久建议 ，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要制定统一标准 ， 医生要具备怎样的资质、接受哪些培训 ， 才能成为合格的儿童精神科医生 。 曹庆久呼吁国家加大儿童精神科的投入 ， 规范培训更多医生 ， 地方医院在发展儿童精神科时也可以给予更多补贴 ， 吸引医生加入 。 据他介绍 ， 在病房的收入分配上 ， 北大六院对老年和儿童精神科都有一定鼓励 。
多位受访者表示 ， 青少年抑郁症治疗过程中 ， 医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 李欣迪向《中国新闻周刊》展示一张图片 ， 一座岛屿上 ， 所有的树都朝着一个方向横倒着生长 ， “因为这里常年吹一个方向的风 ， 树必须长成这样 ， 否则很难活下来 ， 现在青少年抑郁症也同样如此” 。 在李欣迪看来 ， 教育、社会的压力 ， 如同刮向同一方向的风 ， 人们有一天突然醒悟 ， 并发问 ， 我们孩子怎么长成了这样？“这怪孩子吗？他们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重量” 。
多位受访者建议 ， 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 ， 应以家庭为单位 。 李欣迪认为 ， 一部分抑郁的孩子 ， 其实是一个生病家庭的代表患者 。 她在临床观察到 ， 每一个自残孩子的身后 ， 都有一对麻木的父母 ， 他们和孩子之间没有情感交流 ， 看不到孩子的痛苦 ， 甚至直接否认孩子的痛苦 。 很多孩子不愿上学 ， 她进一步了解后发现 ， 其中大部分孩子的父母关系都非常紧张 ， “孩子得在家看着他们 ， 不然家就散了” 。 多数家长会暂时搁置夫妻矛盾 ， 孩子会认为 ， 抑郁症状对家庭关系有帮助 ， “有继续抑郁下去的理由了” 。
此外 ， 学校参与也极为重要 。 王智雄在治疗一些患者时 ， 会给学生的老师通电话 。 电话那头 ， 老师对抑郁症并不理解 ， 抱怨学生在学校不尊重老师 ， 或者上课时突然出走 。 王智雄会给老师耐心解释 ， 这是因为孩子的抑郁情绪突然爆发 ， 或者惊恐发作 ， 需要出去发泄 。
曹庆久描述了一个理想的青少年抑郁症治疗方案：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患者家庭、学校建立治疗联盟 ， 使青少年抑郁症得到更早、更有效干预 。
4月底 ，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 。 其中提到 ，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已成为当前全社会的共识 。 该计划要求 ， 中小学开设心理健康相关课程 ， 加强心理辅导室建设 ， 并建议学校与家庭、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等建立协同机制 ， 及早发现学生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 畅通预防转介干预就医通道 ， 及时转介、诊断、治疗 。
曹庆久经常去学校给老师作心理健康科普讲座 ， 讲解抑郁症的早期临床标准、如何识别抑郁的孩子 ， 什么情况下需要给予帮助和转诊 。 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重视的学校增多 ， 但他也注意到 ， 学校心理老师专业性仍不够 ， 对孩子的实际帮助有限 。 他建议 ， 未来 ， 学校仍需对老师、心理教师等进行更系统的心理健康培训 ， 甚至可以送到精神专科医院学习 。 “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 ， 儿童精神科医生的数量最少 ， 如果学校、社区、家庭等能做得更多、更好 ， 医院的压力将会减少很多 。 ”
（应受访者要求 ， 李欣迪为化名 ， 实习生吴佳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发于2023.6.5第总第109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青少年抑郁症诊疗之困
【抑郁症|青少年抑郁症诊疗，是否被扩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