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期待：五大顶尖临床专家详解ADHD数字疗法的创新与应用( 三 ) _健康小知识

柯晓燕教授指出，需要对国外的数字疗法研究重复验证，进行本土化的开发设计，并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群体进行临床研究，人群限定得越窄就越严谨，可复制性越强，得到大家的公认的可能性越大。另外尤其要关注学龄前儿童，这部分患儿本身临床上不主张优选药物治疗，以家长教育和行为管理为主。并且这个阶段孩子的神经网络以及各项功能的可塑性较强，适合采用数字疗法进行干预。
但前提是不仅要验证数字疗法的短期疗效，更要观察其长期疗效。一种疗法不能仅是无害，仅实现了训练测试成绩的改善，而是要切实有效、达到功能的改善，这才是临床的治疗目标。同时，柯晓燕教授也提醒要避免家长出于用药顾虑，在未结合临床实际的情况下产生疗法偏好，影响治疗效果。还要避免疗效尚未认证的产品过早用于临床、过早市场化，造成不良后果。
柯晓燕教授还表示，中国基层医疗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环，需要可复制性、降低对于专业人员的依赖，希望数字疗法这类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创新产品，能够真正帮助增强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减轻临床对专业人员的依赖，让医疗服务更均等化，这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杨莉：数字疗法是有益补充，取得临床认可需考虑五大因素

文章图片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中心副主任、世界ADHD联盟副主席杨莉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研究员杨莉告诉动脉网，数字疗法已经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近年来随着AI、VR等技术的发展，基于这些新兴技术的ADHD数字疗法产品不断涌现，并且具备易操作、智能化、趣味化、副作用少等优点，得到了广泛关注。
ADHD数字疗法特别适合几类人群。一是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群体。至少有三分之一的ADHD患者的药效不理想或不耐受，出现症状残留或药物副作用，需要联合非药物治疗。二是药物治疗接受度差的群体。有些ADHD孩子的家长对药物治疗存在顾虑，非药物干预就可以给予孩子最初及时的帮助。
杨莉教授表示，目前只有国外的极少数ADHD数字疗法产品通过了审批并开展临床应用。这些获批产品都经过了严格的临床疗效研究与验证，国内产品的上市路径也须如此。例如方寸医生从确定ADHD数字疗法产品方向、训练方案设计、产品定型的全过程都经过了严格仔细的考察与验证。
数字疗法临床试验评价指标其实与药物临床试验比较类似，要通过严谨严格的随机对照双盲研究，观察其疗效、副作用、依从性等等，对于精神心理类疾病疗法还需要通过不同的知情人来了解孩子的核心症状改善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这方面，方寸医生正在进行严格的临床试验。从临床上患者试用的过程来看，患者对于数字疗法的接受度以及疗效反馈都很不错。杨莉教授表示特别希望能看到其最终的临床评估结果，希望能为那些无法接受药物治疗或者是行为训练的患者提供真正有益的治疗补充。
而关于医院及医生对于数字疗法产品的选择，杨莉教授也给出了几个参考维度。第一，疗效。只有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治疗工具才具备临床价值。第二，趣味性。孩子只有对产品感兴趣才能够坚持治疗获得疗效。第三，可获得性。认知行为训练需要反复多次甚至高频进行，如果治疗环境只在院内，则可能会限制家长和孩子对于产品的使用，因此产品使用场景的突破十分重要。第四，经济性。如果数字疗法治疗费用过高导致家庭难以负担，也会让家长对于产品的选择大打折扣。第五，家长和孩子的治疗反馈。医生一定会看家长和孩子的使用情况，只有他们愿意坚持治疗并真正获益，才能持续促进医生对于产品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