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 , 数字疗法不像兴奋剂类药物 , 受到医院级别和医生水平的限制 , 有互联网的地方都能去到 。 未来大的专科医院可以专注于治疗ADHD疑难、共患病这类复杂疾病 , 而轻微初级的疾病可能依靠数字疗法就可以解决 ,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诊疗模式的创新 。 目前ADHD的就诊率不到20% , 数字疗法未来的普及也可以唤起公众对疾病的关注、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 使其正确面对疾病、接受治疗 , 从而大大提升ADHD的就诊率和治疗率 。
郑毅教授表示 , 美国数字疗法企业Akili有一款用于治疗ADHD的EndeavorRx , 其释义是“奋进、开拓” 。 而在中国 , 安定医院与方寸医生最早开展了正规的数字疗法双盲随机对照研究合作 , 因此方寸医生数字疗法也具有开拓和奋进的意义 , 非常具有代表性 。
据郑毅教授介绍 , 方寸医生的数字疗法临床试验设计十分严谨 , 患者入组初期就收到了重要的反馈——孩子们的配合度、成功率都非常高 。 家长可以感受到这是无创安全有效的方法 , 也证明了数字疗法的潜力非常大 。 日后通过NMPA审批后 , 方寸医生还将开展大规模真实世界样本研究 , 可以迅速和各级医生联动起来 , 希望能让中国的孩子更快更早地从中获益 。
郑毅教授还提出 , 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十分发达 , 国人对数字程序化的东西大脑敏感度也更高 , 庞大的患者基数也有利于数字疗法的迭代和优化 。 因此 ,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民族自信 , 相信中国研发的数字疗法产品会优于西方国家 , 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平 。
柯晓燕:数字疗法应把严谨的疗效验证做深做透 , 关注长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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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主任医师 , WHO儿童心理卫生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主任柯晓燕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所长柯晓燕介绍道 , 关于ADHD这一疾病 , 在就诊上 , 其实家长们的认知基础是有的 , 但到底把孩子多动的情况归于一类疾病 , 还是行为障碍、教育问题 , 这个界限家长难以区分 。 没有相关经历 , 很难对疾病有真正的感知和准确的判断 。 所以患者教育仅有知识宣教还不够 , 还需要更多的患者家庭现身说法 。
在治疗上 , 家长即使接受了诊断结果 , 也未必接受治疗或是完整的治疗方案 , 尤其是药物治疗 。 很多家长会接受度比较差 , 有的即使接受了也很难坚持长期用药 。 因此 , 患者教育在各个阶段都是需要开展的 , 家长的想法也可能会反复变动 , 这是一个长期渗透的过程 。
针对此 , 特别是2019年底疫情发生以后 , 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在方寸医生的平台支持下 , 开展了一系列线上家长教育课堂 , 以弥补在门诊工作当中时间过短无法进行完整健康教育的短板 。 整个系列包含三大家长课堂板块——多动症、抽动症、孤独症 , 在家长中的接受度和互动率很高 , 切实帮助了许多迷茫无助的家庭 。
谈到最近比较热门的数字疗法 , 柯晓燕教授则表示 , 目前数字疗法受到关注是因为它的远程特性提高了医疗可及性 , 并有一些研究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 副反应低 。 但柯晓燕教授认为 , 数字疗法在小样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能否推广到不同表型和亚型的ADHD患者群体 , 还需要在中国人群当中开展完善的临床研究去验证 , 只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支撑才能保证数字疗法有效性 。
柯晓燕教授反复强调 , 数字疗法的产品研发和临床验证都要做得更为严谨 。 只有这样 , 产品才能拥有真正的生命力 。 如果一开始就做得不严谨 , 产品有效性受到很多质疑 , 大家可能会因为这一点质疑而否认了全部 , 得不偿失 。 不如放慢脚步、稳当一点 , 明确对什么年龄段、对什么样的神经心理损害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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