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救护车爆炸、老人拔管自杀，战火中的乌克兰医生决定留下( 二 ) 所有人都在为乌克兰哭泣。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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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创新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称：弗拉基米尔（右一）是乌克兰最年轻的胸外科主任。
冲突爆发后，没有人能对炮火声、街区上的爆炸视而不见。但在医院里，我们想尽力营造稳定的状态和情绪。不想把慌乱再带到这个地方来。
几乎所有的外科类医生都搬进了医院住。大多数医生把家人送离了基辅，送去了更安全、更和平的地方。
然后，医生自己选择留在基辅，留在医院继续工作。我也决定留下。
我们外科大夫，基本24小时都在医院里，偶尔会有1~2个小时外出，有时候是去别的医院咨询同行，有时候去市场上买一点东西。我们希望能让医院正常运转，努力维持原貌，把冲突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果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假话。
救护车，最意料之外的是救护车。
冲突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平民，有一次，我们的救护车爆炸了——还怎么转送病患？还有什么方法？
在当下的基辅，运送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救护车，医院特别依赖这唯一的安全方式。但现在，如果救护车也不安全了，这将非常可怕。
所以，你明白了吗？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吗？最大的问题就是：患者无法到我们面前了。
当然，我们也缺医疗设备、缺药品，人手不足，但当下，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输送患者，转送病人。
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
“医院是不可被进攻的，而且永远是安全的。 ”我们都觉得医生、医院、救护车至少是安全的，因为无论何种灾难，医生都需要救人。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救护车和医生也会受到威胁——这几乎打破了此前我的认知。当下发生的事，与我们多年来接受的教育完全相违背。我无法接受这件事，一想到，心里就很难过。
我们真的想帮助更多的人。结果，现在因为无法转送，最大的问题成了缺少病人，医生竟然在灾难面前，缺少病人——这听起来不荒谬吗？
我们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想办法。冲突爆发后，基辅市里医院间的联系多了起来。如果别的医院或者某个地方有需要我们救治的病人，大家会互相联系，把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
也有志愿者在支援药品，虽然，目前看来传输还是很难。
冲突开始前，我们外科每年的接诊量大概在6000人左右，整个医院而言，大约有10万左右的治疗人次。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长期管理的是癌症患者，全年需要我手术治疗的患者有600多人。
我很愧疚。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冲突爆发之后，我做的手术并不多，集中在了创伤手术。
癌症患者的治疗也受到影响，化疗还能勉强维持，更多其他类型的治疗因为缺乏合适的药而暂停，放疗也只能暂时完成之前那些患者的治疗。我平日里照顾的那些癌症患者，他们只能去国外继续治病。
我现在管理的病人中，老年人占多数，最大的86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
抱歉，我需要去看一下病人，我们下次再联系。
当着医生的面，她自己拔了管
在弗拉基米尔所在的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里，冲突的爆发，落在每个体身上，衍生出了无数条不同的分界线。分界线前，医生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分界线后，医生搬进医院。分界线前，患者不安却充满期盼，等待治疗；分界线后，患者为一场可能永远无法达成的手术，而日渐绝望。医院本就是一个充满特殊情绪的场域，在疾病面前，人的情绪更敏感，也更易感到彷徨、不安、焦躁。冲突发生后，院墙外的炮火声，暗暗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推高，勇气也在看不见的地方消弭。但在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里，人们试图维系这个群体的脆弱情绪平衡，刻意隐藏这些心底的坏情绪。每个人在各自吞咽心底的苦难。直到弗拉基米尔告诉我们，一位60岁的女士自己拔了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