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先生已不在，何时会回来看病难|病人|自然|先生|医生

小时候看病，说的是看先生， “先生”这一个医生的别称，慢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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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邻居医生姓李，因为排行老大，号称“大先生” ，乡亲在唤“大先生”的时候必语含敬意，看病在中国的说法就是请先生。老家二爷爷（爷爷的二哥）的岳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眼科医生，即使距离很近，乡民为表敬意，必然专车接送。当然当时的车不比现在的车，无非就是马车牛车，用不起马车牛车的就用手推车。我经常想象一个场景，在牡丹花田间的小道之上，一个朴实的农民，用心的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坐着一个穿长袍的先生扶着旁边的急救箱，行人纷纷让道。两人一车，独成一道风景。
然后全国人民解放了，医生开始学习护士，护士来当医生，教授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改造，这段历史很多人不太了解，我们风湿免疫专业开先河的鼻祖张乃峥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期间就曾经下放桂林，我们河南省风湿病和肾病专业的开山鼻祖刘钟明教授就曾经下乡到“驻马店”待了数年，期间和刘教授一起下乡的后来的卫生厅厅长的刘全喜结下了深厚的情义。但是从此知识已臭， “先生”不再，除了老年人之外，我们找医生看病就不是“看先生”了，而是看病。请先生是请医生对自己疾病做出判断，看病只是让你看看我的疾病情况，为我解决身体问题，病人和家属成了上帝，医生也变成了服务人民的服务员。这一点区别，高下立判。反而在美国，看病仍然是“看博士” 。
接着就是改革开放，中国人一下子富了，金钱成了衡量地位的标准，只能吃工资的医生和老师自然谈不上地位。由于医生无权无钱，一心只知看病，也成了不良媒体，不良采访人员成名的工具，各种编造的“门”便大行其道，看病难、看病贵一下子成了流行语，医生成了矛盾的发泄口。相较于万恶的旧社会，相较于美帝、欧洲，相较于印度亚非拉美，我再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看病更容易更便宜的地方了。 “看病难、看病贵”这个说法不知道最早是谁最早创造的，竟然几乎成了国民共识。
我还记得我的邻居老李，每次看病，必挂三个号，同时找三个医生，反复权衡三个医生的病历和说辞，然后选择他认为最有道理的遵照执行，如果看病真的很难，老李肯定不会这样。他有的时候会找我来商量，总让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因为任何人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他能够到达的地方的任何医生，我还记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患皮肌炎的病人小S ，老家是淄博的，因为家里条件还可以，看遍了北京上海济南所有的中西知名医生，最后搞得父母不知道他最初的诊断是最正确的，更多的医生带给他的更多的说法和更多的方案，就是在如此多的方案的纠结之中，小S走上了不归路。
是因为看病太容易，是因为医患无基本的信任，才会出现如此的悲剧。
看病难------难在基本的医疗普及不够，边远偏区缺少医生照护，看病难难在本应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而使病人集中到了少数的大医院，看病难的原因竟然是到这些区域中心或者国家中心级别的医院看病是如此的容易，以至于很多简单的疼痛发热也要到大医院就诊从而占用了这些资源，造成本应该在北京协和医院解决的疑难疾病就可能没有及时排上队。当笔者第一次来到美国排名前十的一所医院的时候，感到最震惊的是门可罗雀的冷清，因为病人都是预约好的，没有预约来了也看不到医生，大家按约定的时间来看病，自然不必熙熙攘攘。看病难的原因还在于存在地域差异，和等级差异。大城市大多集中了更多的高水平医生，所谓一级有一级的水平，医院自然被分为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社区级。人往高处走，病人也就往高处集中，集中到最后的“国家级医生”炙手可热。北京医生住的千万级的豪宅和乡村医生万级院落就能说明问题。而美国排名第一的医院梅奥诊所竟然真的只是在远离华盛顿和纽约的大农村。医生没有同质化，医生也分三六九等，自然而然就会造成找顶级医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