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等级示意图:古代科举都考什么，只考八股文吗 _科举制度等级示意图

唐代科举考试看重诗赋，广大读书人为参加科举，钻研辞章文字，因此唐代诗歌极度繁荣，却也形成了读书人雕琢文字不求实际的风气科举制度等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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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风气的弊端，因此逐渐在科举考试中提倡重视经义与时务，希望以此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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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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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而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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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举的诸项考试中，策问考察的是被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宋代的统治者们往往对策问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策问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仁宗时期，策问一度成为决定士子能否通过考试的最重要的科目。到宋神宗时，策问在殿试成为仅有的考试项目，可以决定士子们最终的命运，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对知识分子的导向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宋史载宋神宗熙宁三年的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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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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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重视可以选拔出实用人才的策问。从这以后，殿试考策问就成为了定制，其考题也多直指当时的现实问题，如《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熙宁九年的殿试策问题目，考察的是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民生和国策的实际问题：
士亦知所学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辄流亡莩踣，而蛮夷之骄悖未艾也。朕闻先王之为民也，有礼以道之中，有乐以道之和，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本数末度，宜有可考而复用者，其详为朕言之无隐。
以后历次殿试策问考察的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实际问题。殿试考察策问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也是皇帝亲自考察士子的考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性，殿试对策问的重视是一个风向标，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科考选拔到真正的治国安邦的人才的愿望。
有宋一代，虽然策问的地位几经变化，但始终具有重要性，发挥着决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
宋初至嘉祐时期，策问一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诗赋。自嘉祐时起，策问和论逐渐超过诗赋，成为了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贡举后，考校的原则为“经义、论策通定去留”，策问失去了作为衡文去取主要依据的地位。元祐分科之后，试策始终处于定等分高下的相对次要的位置。
宋代科举对于时务的重视也反映在了当时书籍的刊行上。宋代的出版业进入了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而何种书籍流行会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由于宋代科举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考察经义和诗赋，还重视考校士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读书人了解种种客观规律，掌握各种自然及社会知识，所以，当时那些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在宋代书籍市场上非常流行。这些类书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各个领域的社会知识及自然知识，从帝王世系到草木鱼虫无所不包。其他与科举有关的用书，如律令、兵法、医学、书画、历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书目反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对于时务的重视，也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研究各种自然、社会知识。
明代科举则与宋代科举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重视时务上。
看上去明代科举也兼顾了经义与时务，如乡试、会试皆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的经义，二场考论、判、诏、诰、表等公文的写作，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等，殿试也只考策问。
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清楚地认识到官员必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实学，具体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场所试的论、表、策等，有的士子虽经义不佳，但如果论、表、策等答得好，一样可以通过考试。
但是这样的取士原则并没有贯彻下去，早在永乐年间，官方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已经开始限制科举考试内容，于是科举考试出现了由兼顾经义与时务逐渐转向只重视经义的趋势，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后随着八股文的成熟，科举考试演变为独重四书五经，以至于顾炎武感叹说：
（《四书五经大全》颁布后）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
明代科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时期，专门表达对四书五经经义理解的八股文发展成熟，进而出现了专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理念和考试方法。八股文的特点是写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只要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阐发四书五经的经义即可。
明代科举考试由重经义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了实际考试中偏重首场的倾向，考官只看首场的八股文写作，二、三场的考试沦为无足轻重的形式。因此《明史》对明代科举有这样的记载：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明朝科举重经义八股轻策论时务的情况也反映在当时的出版业上。八股文的内容与形式都被严格限定了，这就意味着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可以预先猜测题目并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背诵他人文章以应付考试。逐利的图书出版商看到了商机，大量出版科举范文以供士子背诵。嘉靖以后，大量为应科举考试之需的坊间时文充斥举场内外，史载嘉靖朝：
书坊所刻举业，不止汗牛充栋，较之十年前《四书》经义，精细透彻，轻省迴照，诚然过之，而论、表、策、判，则不复讲求。
当时的读书人除朱熹的注解经义之书外，其他类书目一概无需读，甚至连历代政府均极力倡导阅读的史部类书目也弃之如敝帚。这与宋代各种类书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只看八股文必然导致汲汲于科举的读书人们只重视四书五经而摒弃其他一切学问。艾尔曼在《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一文中指出：
科举程序固定化的巨大重心仍使精英专注于强调道德哲学和书本价值的新儒学课程，离专业化或技术研究更远。人们认为，像法律、医学及数学等技术方面的内容在唐宋科考中并不罕见，但在明代科考中却不复存在。……在明清两代（1368-1911），儒学化的官员以沉浸在经年苦读宋儒的四书五经注释和官史及以书法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中洋洋自得。
【科举制度等级示意图:古代科举都考什么，只考八股文吗】因此明代的读书人已经不再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