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禅门五家七宗





禅门五家七宗 二



   黄龙派   



临济宗之支派,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又称黄龙宗 。创始人为慧南禅师(1002-1069),因其住江西修水黄龙山,盛弘教化而称黄龙派 。慧南为临济宗第七世石霜楚圆之门下,石霜接化手段一向峻严泼辣,慧南得其骨髓,亦有严厉之风,人称其宗风如龙 。慧南常设“生缘、佛手、驴脚”三转语勘辨学者,三十余年无人能契会其要旨,称黄龙三关 。


【二 禅门五家七宗】门下大慧宗杲火烧杨歧派圆悟克勤编的《碧岩录》对于南宋时临济宗一统南方禅宗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版《大藏经》的成功黄龙派出力最多 。宋淳熙十三年(1186)日本僧人明庵荣西来华,受学于此派,归国后开日本临济宗建仁寺一派,成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的黄龙派 。入元之后,黄龙派受到压制,并入了杨歧派 。


   杨歧派   



临济宗之支派,中国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以临济宗第七世石霜楚圆之弟子杨歧方会禅师(992-1049)为开宗者 。方会住江西萍乡市上栗县杨歧山,举扬临济、云门两家宗风,接化学人,门庭繁茂,蔚成一派,人称其宗风如虎,与同门慧南禅师之黄龙派同时并立 。门下有13人,以白云守端、保宁仁勇为上足 。白云守端下有五祖法演,住黄梅五祖寺,名振全国,人称五祖再世 。其门下俊秀辈出,如人称“三佛”的佛眼清远、佛果(圆悟)克勤、佛鉴(太平)慧 ,又有五祖表白及天目齐、云顶才良等 。清远三传至蒙庵元聪有日本僧人俊茄来其门下受学,回国后开日本杨歧禅之首端 。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有二十流源自扬岐法系 。克勤编有《碧岩录》闻名于世,法嗣75人 。元以后,杨歧派几乎囊括临济宗之全部道场,成为中国禅宗的代表 。


毋庸讳言,五家的禅风与惠能的禅风已有很大变化 。惠能之禅朴质无华,不加文饰,径直倡导“明心见性”,即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


五家宗风不同,门庭各异,以“机锋”、“棒喝”等手段取代了惠能朴质的“直指人心”,禅风于是为之一变 。南宗经过南、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意渗透在日常生活里,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 。本来南宗主张定慧等学,不分先后,又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这样早已较原始禅学扩大了禅定范围 。而南岳怀让启发马祖,以磨砖不能成镜来形容坐禅无从作佛,就更不能拘泥平常所说的静坐习禅的功夫了 。但是禅宗一切行为的动机始终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并且不肯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而要直截了当把握到成佛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人的本心 。说心则有嫌空灵,于是从本心所表现的具体方面如言语举动上来讲禅 。由于对体现这种禅境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在后来就由此发展成为五宗的宗风 。


五家宗风虽然不同,但其之差别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传授方法的不同 。门庭设施的不同 。在本质上,五家皆直接继承惠能南宗顿悟禅而来,而“事理圆融”就是五家禅门共通的宗旨 。


二 禅门五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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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门下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南阳慧忠、菏泽神会等人,其中南岳和青原的法系最盛 。


南岳怀让门下马祖道一(707~786)活跃于江西,其弟子百丈怀海(720~814)制定“百丈清规”,奠立禅院的基础 。百丈的弟子沩山灵佑(771~853)与仰山慧寂(804~890)成立沩仰宗 。而百丈的另一弟子黄檗希运(?~850)传法予临济义玄(?~867),义玄创立以大机大用为禅风的临济宗 。


青原行思的系统有石头希迁(700~790)、药山惟俨(751~834)、云岩昙晟(782~841)等人相承 。云岩之后的洞山良价(807~869)及其弟子曹山本寂(840~900)创立以兀坐及五位为禅风的曹洞宗 。


石头希迁另一弟子天皇道悟,经龙潭崇信、德山宣鉴、雪峰义存,传至云门文偃(864~949)而创立云门宗 。


又,雪峰义存之后,经玄沙师备、罗汉桂琛,而有法眼文益(885~958)创立法眼宗 。法眼文益尝作《宗门十规论》一书 。该书分别叙述其他四家的特色,是最早区分五家的典籍 。


二 禅门五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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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此五家中以临济宗最为繁盛 。临济义玄之后经兴化存奖、南院(宝应)慧颙、风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阳善昭,传至石霜楚圆 。楚圆门下有杨岐方会(992~1049)与黄龙慧南(1002~1069),分别创立杨岐、黄龙两派 。其中,黄龙派人才辈出,而促成北宋禅宗语录的盛行,《马祖四家录》及《黄龙四家录》为其代表,但此派衰退较早 。杨岐派则因北宋士大夫的护持至明末清初犹盛 。


二 禅门五家七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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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关青原下曹洞、云门、法眼三宗的相承传法,因对传承法统的道悟禅师的看法不同,各家说法有异 。


1. 据《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联灯会要》卷十九、《佛祖统纪》卷二十九等所载,石头希迁之下有天皇道悟、药山惟俨二师,天皇的法系创云门宗及法眼宗,药山之下创曹洞宗,即上记所述 。


2. 据《祖庭事苑》卷一、《释氏稽古略》卷三、《教外别传》等所载,道悟有二人,一是天皇道悟,为石头的法嗣,但经慧真、幽闲至文贲,其法统绝;另一是马祖之下的天王道悟,有龙潭、德山、雪峰等相承,而出云门、法眼二宗,即如第一说 。此说系根据相传唐 · 丘玄素所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禅师碑铭〉而立 。


3. 据《一源五派辨》、《正误佛祖正传宗派图》等所说,也认为道悟有二人,其中天王道悟为马祖的法嗣,其下出云门、法眼二宗,同于第二说 。而药山惟俨也是马祖的弟子,从马祖之下出曹洞宗 。因此,日僧虎关于《济北集》卷九所载五家辨中,谓五家皆出自南岳怀让 。


然而,致佑于〈人天眼目后序〉云(大正48 · 333b)∶近世有人假托丘玄素之名,伪撰江陵城西天王寺道悟禅师碑(中略)按荆州新旧图志并无城西天王寺 。其伪碑妄天王因缘语句,尽是城西白马寺昙照禅师事实,此昙照事实具述荆州旧图志及景德传灯录可考 。


因此,认为“道悟”只有石头的法嗣天皇道悟一人而已 。


唐末以后,临济宗风大盛,一般乃以南岳为曹溪之正统,导致云门法系与临济宗徒之间有曹溪正统之争,或许因此而生上述诸种异说 。总而言之,五家的分派在于宗风不同,而非宗旨或思想有异 。


◎ 附∶吕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九章(摘录)


进入五代时期,南北政治分裂,由于禅宗在南方盛行,南方统治者也还利用禅宗,更有利于禅宗的发展,因而也就加速促成它的分裂 。仅仅数十年间,在南岳青原两大系统之下就出现了五个支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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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一系
在百丈怀海门下,有沩山灵佑(771~853),再传仰山慧寂(807~883),这一传承构成了沩仰宗 。百丈另一门人黄檗(山名)希运(?~850)再传临济(寺院)义玄(?~867),这一传承为临济宗 。




青原一系
自石头开始,他的门下有天皇(寺,在荆州)道悟(748~807),再传德山宣鉴(765~828),雪峰义存(822~908) 。


雪峰徒众满天下,听讲的据说经常有千五百人 。其中有云门文偃(864~949),由此传承构成了云门宗 。


石头的另一支为药山惟俨(生卒年不详)传云岩昙晟(782~841),再传洞山良价(807~869),再传曹山本寂(840~901),这就构成了曹洞宗 。


以上即是由百丈、石头传承下来的著名人物,由于他们在传承上有各种不同的门风,自然又形成不同的派别 。以上总说为前四派 。其后雪峰另一门人玄沙师备(835~908)传地藏(院)桂琛(867~928),再传清凉文益(885~958),谥号“法眼”,被称为法眼宗 。这样,前后共构成了五派 。


五派中,只有临济流行于北方,其余都在南方(江南及岭南一带) 。经五代到宋初,南方的云门首先传于北方,一时与临济并盛,因而彼此竞争得很厉害 。临济的后人为了同云门争夺势力还歪曲云门的传承,说他们是出自南岳系的天王道悟,而不是出于青原门下的天皇道悟 。


为什么会有两个道悟呢?据他们说,还有根据∶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中说得清楚,它说天王道悟也住在荆州,州城东为天皇寺,城西为天王寺,而两个道悟的生平传法却各各不同 。换言之,他们想以碑文为证说明云门实是天王道悟门下,到云门时是天王的第四传,显然是南岳系的晚辈 。此种说法,实际只是临济后人为了故意贬低云门而设造的,并无这样一个天王道悟,碑文也是假的 。这一公案在禅宗内部引起长期的争论,互相攻击,经过宋明直至清代,还是纠缠不清 。学者们认为,云门宗出自石头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据以反驳的证据是经不住考证的,特别是雪峰本人就十分明确地自称出自德山一系 。


五派的思想
一般说来相差无几,都属于南宗,只是由于门庭设施不同,特别由于接引学者的方式上各有一套,形成为不同的门风而已 。


关于这些不同之点,在五派已经形成之后的文益曾作《宗门十规论》指了出来 。此作篇幅不长,共分十段,文字很好,可以参考 。其中第四段是∶对答不观时节,兼无宗眼 。认为当时的禅宗在对答时不看情况,同时又不能保持自派的特点(宗眼)因而形成弊端 。这说明各派是存在自己的宗眼的 。


注:规即纠正 。当时派多,弊病也多,文益此作,意在纠正其弊 。


关于各家的宗眼,文益指出∶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互换为机,韶阳则函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 。因为他本人是法眼宗,所以没有谈及法眼,文益本人与其余四派在时间上相去不远(四派成立都在九世纪末,他是十世纪中叶以前的人,相去仅几十年),很能了解当时的实况,加上他自己又是一大家,所以他说的是确切可信,也很扼要 。后人也时常引用他这些说法 。不过在理解上往往不够恰当,都把这些视为师资间的应对配合,这是错误的 。


文益对于禅学还有自己的看法,他原出于青原系统,对于教(禅宗后来也重视佛经)很有研究,但侧重于《华严》 。因此他讲的禅完全建立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这就构成他的宗眼 。在《十规论》第五段,说禅宗历代以来的宗旨都是如此,因而他认为各派宗眼都不能出乎这一共同宗旨 。以此来理解他对所余四派的概括,也就是以理事圆融为中心 。但是各派以何种形式来表现这一中心则是各有不同 。因此,即以理事圆融及其表现形式成为他概括四派说法的依据 。上面那几句话,正是立足于这种思想而说的 。


以曹洞来说,他们讲禅法的语句是偏正回互,他们有五位之说,即以偏正来讲 。偏代表事,正代表理,互相配合而构成五种形式,即五位 。因此,所谓“敲唱为用”,即是说明他的五位之间的相互配合,诸如偏中正、正中偏等各不相同,因而有唱有敲,于中听出他们的偏正来;其次临济则以宾主来代表理事,宾即事,主即理 。不过宾主在说话中可以互换位置,如宾中主、主中宾,地位可以互换,问题在于听者能否知道这种情形;再次,韶阳(云门)把函盖喻之为理,截流为事,他们有三句话∶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 。有关系的是首二句,作为理是普遍的,合天盖地;从每一事上看,即如截流只是一个断面,因此理就是整体,事就是断面 。最后,沩仰以方圆代表理事,圆即理,方即事 。仰山未入沩山之门之前曾在耽源(慧忠门下)处传得九十七种圆相,就是在讲话时用手划一个圆圈,然后在圈中写一个字或画一个图案(如或),这就是圆中有方 。仰山继用圆相来表示理事,所以说以“方圆默契”作为他们的门风 。


以上就是文益所见到的四家的门风,四家的宗眼,他提出各家宗眼的目的是要各家不应随便改动,否则就无法区别他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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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益自己后来构成的法眼一派,他自己未说,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特点的 。他的《十规论》第五段中说∶大凡佛祖之宗,具理具事……【应该】理事相资,还同目足 。也是与其余宗派相同主张理事圆融的,认为二者如同目与足的关系,应该互相协同 。从他的门庭设施来看,可以说是“一切现成”,也就是说:“理事圆融”并非人为安排,而本来就是如此,所以他们的宗眼就是“现成” 。


为什么说他们的宗眼就是“现成”呢?他原是得法于地藏桂琛,据传有这样一段公案:文益曾约两个同伴去桂琛处参学,第二天就辞行,桂琛觉得他还可以深造,又不便明白挽留,就指门前一块石头对他说,你是懂得唯识的(因他所学《华严》其中就说“三界唯心”),试问这石头是在你的心外还是心内呢?他当然回答在心内 。桂琛就说,你是行脚的人,应该轻装,如何安块石头在心内去到处走动呢?文益无词可对,便又留住月余仍不得其解,桂琛这才告诉他说:若论佛法,一切现成 。这就是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存在,心里有块石头,也是自然存在的,并不加重你的负担 。于是他得到很大启发,后来到处传播此说 。


他门下德韶曾写了一偈呈与他看,偈说: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 。他看了很为称赏,认为当起吾宗 。就此偈内容看,也是“一切现成”的意思:学禅达到顶峰,与人间当然不同,但由于心外无法则随处都可以见到青山(禅境) 。也就是说,处处皆是禅,并不须离开人间去找 。因此,也就是不待安排,随处都是 。由此看来,文益对于他门人的印可也就是“一切现成“ 。以后德韶还明确地说∶“佛法现成,一切具足,还同太虚,无欠无余 。”






五宗门庭




五宗门庭的不同也可以由其全体精神上来考察 。后人对于他们的精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像元代中峰明本(1263~1323)在其《广录》卷十一里面,认为禅宗的实际传承是在基本精神一致上传衍下来的 。他说∶“达摩单传直指之道,为何分为五家宗派?所谓五家宗派者,五家其人,非五其道 。“所以只是人不同而非道不同 。


此外,他还说∶“亦非宗旨不同,持大同而小异 。” 大同者,同在“少室(指达摩)之一灯”;小异者,在“语言机境(如何说法应根据机境以安排)之偶异” 。这些“偶异”,即是“如沩仰之谨严,曹洞之细密,临济之痛快(他们常大喝一声,直截了当)云门之高古(常用一个字对答,称一字禅,高不可攀)法眼之简明” 。这些是“各出其天性”偶然有所不同,“而父子之间不失故步,语言机境似相蹈袭,要皆不期然而然也 。” 也就是说五家由于性格之不同,代代相传,不改成规,自然而然产生了门风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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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峰这些说法,重在说明五家无大的差异,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事实也不尽然 。


就在《十规论》中,文益在将四大家看成是在理事圆融上的统一的同时,也指出有两种不同的施设 。因为当时南北四家的流行看起来好像势均力敌,但《十规论》也由此看到临济、曹洞之间甚有区别,所以在他讲到理事圆融的一段话中,特别以两家为例来说∶“欲其不二(理事不二),贵在圆融,且如曹洞家风则有偏有正,有明有暗,临济有主有宾,有体有用 。然建化(教化)之不类且血脉而相通 。” 继之他加以评论说∶“偏正滞于回互,体用混于自然 。” 这是说讲偏正就会在回互中打圈,讲体用就会混同于自然之说,这是两家对于理事认识的缺点,可见两家是有不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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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看来,这两家代表了南岳、青原二系,在根本思想上原来就有出入 。现在为他们作一区别,强为之解,可以这样说∶由临济传下来的南岳一系的特点,是他们逐渐发挥出来的“触目是道”;而由曹洞传下来的青原一系,其特点则发挥为“即事而真” 。


临济比较重视从主观方面来体会理事的关系,由理的方面体现到事,也就是说以理为根据来见事,所以所见者无不是道;曹洞的“即事而真”重点则摆在事上,注重客观,在个别的事上体会出理来 。因此这两家虽都讲理事关系,结果也都得出“理事圆融”的结论,但临济则从体用上着眼,体是主,用是宾,见事为理之用,理为见事之体;曹洞主张由事上见理,这是由本末上讲,事是末,理是本 。关于临济的思想,宗密对洪州宗的解释(即对触目是道)大体还相去不远,可以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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