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提到的洪迈(1123-1202年)和尤袤(1127-1194年)生卒年代相近 , 但都晚于苏易简 , 二者与“文房四宝”一辞似乎都有关系 。 其中《四库》在为洪迈题跋《歙砚说》等书目的提要中 , 更详细地谈到了上述“揭苏氏文房谱於四宝堂”的人 , 是洪迈的哥哥洪适(1117-11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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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 《四库》是说苏易简原著《文房四谱》本无他名 , 是因为洪适曾经把它揭示于徽州的四宝堂 , 才有人用“四宝”这种俗称称它为《文房四宝谱》的 。 因此 , 同为一个时期的尤袤在做《遂初堂书目》时 , 这才把俗称的《文房四宝谱》等收录了进来 , 也未可知 。
然而问题到这里并没有解决 , 因为实际上 , 在比洪适早出生一百多年的苏易简生活的北宋时期 , 社会上已在普遍使用“文房四宝”一辞了 。 如诗人梅尧臣(1002—1060年)早就写有“文房四宝出二郡 , 迩来赏爱君与予”的诗句 。
由此可见 , “文房四宝”一辞的来源 , 尽管与苏易简著作名称没有直接关系 , 《四库》所记得名于洪适的说法也经不起年代差的考实 , 但至少在北宋时期 , 社会上已广泛使用了这一词汇 , 当无问题 。 到再晚一些的南宋初年 , 陆游(1125—1210年) , 甚至还把“文房四宝”叫做“文房四士”:“水复山重客到稀 , 文房四士独相依” 。
但是不知为什么 , 被陆游入题入诗、称之颂之的“文房四士”一辞 , 却没有像“文房四宝”那样流行并流传下来 。 这大概与后者出现和使用的年代较早 , 更传神地表达了纸、墨、笔、砚在书房中的地位 , 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缘故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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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纸、砚在宋代已成为书房中最重要的书写绘画用具 , 有考古学上发现也可作证 。 如在福建省福州市茶园山发现的南宋许峻墓中 , 就发现了整套“文房四宝”用品被随葬的现象 。 再如河北张家口辽代张文藻家族壁画墓的壁画中 , 也有不止一幅迄今所见最早将笔、墨、纸、砚同绘于一处的“文房四宝”图画 。 其中7号墓“童嬉图”壁画中(如图) , 有四童子藏于后面嬉戏的柜子 , 发掘者认为是食盒 , 但有研究者认为 , 应当是文房用具 , 可放置纸张、画轴、书札等 。 这幅画的墓主人张文藻卒于辽代咸雍十年(1074年) , 与苏易简、梅尧臣等人生活的年代甚为相近 。 这些无不说明 , 如果笔、墨、纸、砚不是经历时代的积淀 , 逐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实用基础 , 那么“文房四宝”一辞是不会在宋代终成专门用语的 。
说起来 , “文房四宝”中的“四宝”谱系还有据可考但作为书写、读书等专用处所的“文房”的起源 , 却实难考实得多 。 像唐代杜牧《奉和门下相公兼领相印出镇全蜀诗》中所言“彤弓随武库 , 金印逐文房” , 已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较早的“文房”用辞了 。 因此说“文房”一辞于唐代就已出现 , 或者还可能更早一些到南北朝时期 , 当不至于引起太大异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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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我们这里提到的文房 , 其实多属于概念或属性范畴 , 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的文献著录、考古发现以及研究成果 , 能告知我们唐代的文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形态 。
将有关文房四宝的起源研究 , 延伸到与其关的书画空间场景中 , 是在变笔、墨、纸、砚的静态讨论为书画者行为的空间动态考察 。 因为文物的研究方法乃至文物观 , 正在发生从单体到整体再到群体的转变 , 了解和复原古代书画用具与文房乃至与文人行为之间的关系 , 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书法用具发展的史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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